有时候，臭骂一顿还不能出气，乾隆干脆用恶作剧来折磨那些不听话的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在铜山决口，皇帝令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治理。高张二人完成任务不力，属下李屯、张宾二人贪污公款，导致河工未成。乾隆皇帝大怒，他命令立刻将李屯、张宾二人拉到刑场处死，同时又因为痛恨两位大臣“负恩徇纵”，命令把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捆起来，一同押赴刑场。乾隆特意嘱咐行刑官员，造成要将高张二人也一并斩首的假象。高斌乃是皇贵妃的父亲，也就是乾隆的岳丈，当时年过七旬，眼见李张等先遭行刑，吓得心胆俱裂，全身瘫痪，不支倒地。负责监斩的钦差大臣，此时才说出高斌张师载二人此行只是陪斩，实际上死罪已免，还要问他们的回话。二人醒来之后，有如死过更生，当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他想”。乾隆对自己这种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儆效尤，又收到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其后，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监工，结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伪，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唯命是从，吏治一时颇为整饬。

第四章 权臣的结局

一 张廷玉的过人之处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入仕已47年的老臣张廷玉在漫长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处分。

乾隆十三年九月，“皇家出版社”文颖馆修成了皇帝的《御制诗集》，进呈御览。皇帝翻阅一遍，发现了几处错别字，勃然大怒，遂命将大学士、文颖馆总裁官张廷玉等三人“交部议处”。这是张廷玉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议处”，虽然处分不重，已足使他惊心。

这一年冬至那一天，翰林院按惯例，为去世不久的孝贤皇后写祭文，文中用了“泉台”二字。尚未从丧妻之痛中解脱出来的皇帝又吹毛求疵，认为这两个字不够“尊贵”，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员以“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的罪名，罚俸一年。此诏一下，张廷玉更是心胆欲碎。

张廷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大臣之一。

虽然高处不胜寒，但张廷玉却有本事在政治中枢这一高危区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走出一波惊人漫长的大牛曲线，成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他出身书香门第，29岁高中进士，并被点为翰林。33岁那年，他获得了一次与康熙交谈的机会，给皇帝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康熙认为他持重得体，遂“奉旨侍值南书房”，成为皇帝贴身低等小秘书。由于服务出色，45岁时升为副部级的礼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见他“气度端凝，应对明晰”，迅速升他为礼部尚书，参与机密。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难伺候的皇帝，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对他却一见如故，欣赏至极。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谕旨均由他缮写。雍正与他君臣相得十三年，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分离。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张廷玉生了一段时间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此事传开，成为一时佳话。雍正末年，张廷玉回家省亲，皇帝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和你义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张廷玉年谱》）

雍正累次升迁张廷玉为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权倾朝野。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雍正特别立下遗嘱，要以最信任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身后配享太庙，也就是死后与他一起到阴间做伴。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整个清朝二百余年，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

乾隆即位后，对这位三朝老臣更是优礼备至，继续奉为汉臣之首。他平时和张廷玉说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张廷玉上朝时，皇帝从来不忘提醒身边太监上前搀扶，生怕老人家有什么闪失。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谓至渥。在此之后，屡有奖励。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赐诗给他，诗中有云：“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逾坚。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另一首诗中更说：“潞国晚年尤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把他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后世名臣文彦博与吕端，足见尊重之至意。汉大臣中，张廷玉的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称空前。

在传统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近臣，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由于专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防范心理。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确实，生活在专制政治的高层，处处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机。一个人想始终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不佳。特别是曾经居大位、享大名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则亡，韩信功成被灭，周亚夫绝食以终，岳飞血洒风波亭，于谦上了断头台，袁崇焕则惨遭凌迟。以魏征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怀疑有结党之嫌，死后更是被唐太宗“亲仆其碑”。以寇准之功绩，一生的结局却是罢相遭贬，死在谪戍的路上。虽然许多君主为了让臣下放心，向他们颁赐铁券，但最终还是没有几个人逃得过猛虎之口。即以清代而论，清代中前期的几位权倾朝野的权臣，其中除了明珠属于善终外，其余都死于非命：鳌拜、年羹尧、和砷都被勒令自尽，索额图于拘禁地饿死，隆科多死于监狱。事实上，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只有郭子仪一人。后来的名臣曾国藩对此体认极深，他说：“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曾国藩家书》）“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这就说明，君主与权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截至乾隆十三年前，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一直稳如泰山，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不能不说，这个人身上确有过人之处。

首先，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值南书房，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雍正即位之初，屡有诏命，皇帝“口授大意，（张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皆称旨”。每次雍正口述后不过片刻，张廷玉即可拟就，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其文思之敏捷实非常人所及。

其次，张廷玉办事非常勤勉，为皇帝服务不惜心力。史载他晚上退朝后还要点双烛治事，即使已经就寝，还经常在枕上思索所拟之文，或觉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缜密，记忆力极强，能将各部院大臣、全国疆吏的出身、经历，以及各司员府县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就像一个活档案库。对其办事能力，雍正帝曾这样称赞：“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怀园语》卷一）

当然，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则与才华无关。

张廷玉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优越之处。张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为“缜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赏，被提拔为一朝“宰辅”，在政治高层数十年如鱼得水。为了让张廷玉继续光大家门，张英言传身教，传授给他大量做官的独门心法，所以刚刚进入仕途的张廷玉就将成熟老练的风姿展现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别注意，年纪轻轻，却已深通“为臣之道”与“保身之术”。

熟读经史而又得到父亲独门秘传的张廷玉早就认识到，为臣之道不外两个重点：一方面要能从君主那里成功地猎取功名富贵，另一方面又要不为皇帝这只猛虎所伤。

这就好比火中取栗，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

张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备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为进，以无求为求，以无私来营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为官数十年，处处事事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和判断，从不露骨主动地为自己牟取私利。朝廷上下公认他为人淡泊宁静，气质和平。乾隆皇帝夸奖他“风度如九龄”。他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办事出于公心，从来没有贪渎指控。他做主考官时，有人欲通关节，以微词试探，他赋诗以辞道：“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幕夜看。”

当然，越是这样皇帝越不会让他吃亏。因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赏赐，赐银动辄上万两，还给了一所当铺，让他补贴生活。因为他从不主动为自己的亲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对于他的子弟亲戚的仕进也多有照顾。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谦退，皇帝每有奖赏，他必尽力逊让。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惊惧失措”，立刻面见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举很盛，请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张廷玉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为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为感动，经他恳请，特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并把此事前后情由在谕旨中加以公布，表扬张氏的公忠体国。（《张廷玉年谱》）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张廷玉身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柔”与“顺”。

张廷玉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他认为，做高级大臣最忌讳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性格过于刚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们不讲方式方法地与天子作对，下场当然悲惨。

二是做事过于讲原则，比如岳飞。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却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以社会正义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至非死不可。

三是权力过大，不知谨慎。历史上倒霉的权臣多是由此。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与皇帝意见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积隙成仇。

第四点则比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于大臣们因为“好名”而获罪。专制主义发展到清代，连儒学的人格追求，也成了专制极度扩张的妨碍。原因很简单。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统治术上大有创新。他们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为“好名”而被皇帝严厉打击。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上与皇帝意见不同。他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却忘了推功给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雍正说他“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寻故将其抓入大牢。（郭成康《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

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错误。他的政治信条是绝不要因为政治思路的差异而与君主产生冲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书。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

张廷玉有一句名言，叫“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他一生为人，谨慎小心，缄默持重。这一特点直接遗传自父亲张英。《清史稿》称“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专制政治是充满风险的绞肉机，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每天退朝回到家里，张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细细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说错的话、做错的事。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雍正对他极为信任，人事决策多向他咨询，他却从来不会透漏任何一丝风声。他以皇帝之心为心，以皇帝之意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张扬。许多人经他推荐而受重用，却终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在雍正这样一只“喜怒不定”的猛虎身边，张廷玉恰如一个走钢丝的演员，全神贯注，始终紧张，没有一分钟松懈过。

他襄赞雍正十三年，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他都参与过。但是《清史稿》的列传提及他的功绩却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议对守节十五年妇女加以表彰之类。对此，他的学生汪由敦有这样的解释。他说张廷玉主掌枢府二十四年，“凡军国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经常与皇帝造膝密谈，一商量就是很长时间。至于他所筹划者，我们却举不出一件事可以具体归到他名下，他为国操劳一生，却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记载”。他又说：“雍正以来数十年间，吏治肃清，人民安乐……张氏从容坐而论道，享极盛之世……那么张氏的缜密周详，略可想见也。”（《张廷玉墓志铭》）那意思就是说，雍正以来的治绩，多赖张廷玉的襄助。皇帝的军功章里，没有张廷玉的一半，也有张廷玉的一块。只不过张氏自己不提而已，这正可见张氏的缜密周详。

从康熙开始，三代皇帝都对他这点极为赞赏。乾隆描写他这一特点时说：“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

二 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

虽然把臣术练得如此炉火纯青，进入乾隆时代，张廷玉还是感到了一丝丝凉意。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年轻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亲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前所述，掌握了驾驭清帝国这艘航船的高难技巧的乾隆，开始越来越注意打击朋党。而打击朋党的要诀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间的组织性和联系性，千方百计地造成他们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无援的姿态面对强大的君权。

而所谓“擒贼先擒王”，打击朋党就必须从打击朋党的核心人物入手。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须从贝壳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样。只有让大臣们认识到他们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党才能不攻自散。

乾隆五年开始，皇帝就不断地打击性格傲慢、行事张扬的鄂尔泰。同时，皇帝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张廷玉的观察和挑剔。幸亏张廷玉平时对于朋党嫌疑懔如临渊。作为官场中人，人际往来谁也无法避免，特别是作为相国，他的家是京城人际交往的中心。“薄暮还寓，则宾客门生，车驾杂沓，守候于外舍者如鲫矣。”（《清稗类钞》）但张廷玉绝不轻易帮人说话，也绝不轻易介入人事纠纷，而是听从花开花落。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见升迁罢斥，众必惊相告曰：此中必有缘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郎潜纪闻》）他从政原则是事不关己，则谨守本分绝不发言。有人因此指责他说：“如张文和（张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画喏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语。”（《郎潜纪闻》）连乾隆皇帝都说他过于谦抑，说“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近于懦者”。在与鄂尔泰的斗争中，他始终处于下风，也始终不争不怒，打太极拳。正因为如此谨慎，所以在鄂尔泰连连受到指责和处理时，他却安然无恙。

然而，鄂尔泰死后，皇帝的注意力必然完全集中到他身上。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他不想成为朋党领袖，但是身处如此高位，想不被攀附是不可能的。主动要投靠他的人如蝇之附，驱而不走。同时，身处官僚政治的利益场中，他再摆出一副正大至公的神态，也无法完全掩饰自己手中巨大权力的偏向。几十年间，他私下办的事，偷偷送出的好处也车载斗量，虽然手腕高明，毕竟不是完全没有形迹。所以，虽然皇帝的大棒一直没有落下，张廷玉心中却无时不处于紧张之中。他知道，统治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恩义的。虽然自己给乾隆的父祖卖了几十年的命，但如果政治需要，皇帝打击起自己来并不会手软。

张廷玉感觉，自己退出政治舞台的时间到了。

在乾隆即位之初，张廷玉确实是大清帝国不可或缺的政治元老。他头脑中装着大清帝国官僚体系中每一个零件的说明书和使用记录。那个时候的乾隆一天也离不开他。不过，乾隆七年（1742年）以后，皇帝对他的倚重却越来越少了，不再事事向他咨询。皇帝已经不再那么需要这样一个活档案。雄心炽烈的皇帝急于进取，而张氏“稳重和平”“八面玲珑”的个性已经不太适合一个大刀阔斧、除旧布新的时代。

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去世，皇帝起用三十多岁的讷亲为军机大臣。讷亲是青年权贵，初获任用，就位列于张廷玉之前，成为首席军机大臣，这让张廷玉心中有些不舒服。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月，皇帝说“大学士张廷玉服官数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兴赴阙，未免过劳，朕心轸念。嗣后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这实际上是宣布，张廷玉不再参与核心机密，讷亲将独自面承圣旨。很显然，张廷玉在大清朝廷中的实际地位大大降低了。

皇帝的这个决定不是没有理由。自然规律是不能抗拒的，虽然一直以精力充沛著称，但从乾隆三年（1738年）起，张廷玉已明显感觉自己有些老了。乾隆三年他在给乾隆请辞兼摄吏部的奏折中说：“今犬马之齿六十有七，自觉精神思虑迥不如前，事多遗亡，食渐减少。”不但眼睛花得看文件越来越吃力，写字时手也开始打战。年龄的增长使他在政治钢丝上走得越来越费力了。乾隆十一年，他的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这对他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备觉伤悼，身体一下子大不如前。各种老年性疾病，慢慢都找上身来。这种身体状况显然已经不适于承担帝国政治中枢的繁重工作了。

在这种情形下，皇帝对朋党政治的大力打击，就如同在张廷玉头上悬起了一把沉重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有可能落下来，让一辈子没有犯过错误的他陷于大戾。一是自己门下任何一个官员出了事，都有可能把自己牵扯进去；二是人一老，就容易糊涂，“错误耽延，在所不免”，让皇帝抓到自己的辫子。

凡事过犹不及。张廷玉的官已经做到了极致了：身仕三朝，功名利禄达到极致，张家一门也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两个弟弟张廷璐、张廷缘分别官至礼部侍郎和内阁学士，两个儿子张若霭和张若澄也都入值南书房和军机处，参与机要。“一门之内，朝绅命服，辉映闾里，天下荣之。”为官如此，夫复何求？

臣术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平安降落。没有这一条，那么其他方面再成功，也不过是一场春秋大梦而已。因此，退休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地出现在张廷玉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