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中国政治上的贫困。

斯当东和巴罗都注意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中国政府高官中有许多胖子，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斯当东说，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对于社会的强烈两极分化，中国人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国家并不都是这样。斯当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18世纪欧洲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迅速兴起与壮大。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近代世界的许多变革，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与19世纪的民主改革等，都与中产阶级的要求密切相关。”随着他们力量的壮大，国王和贵族都不得不向他们低头。

巴罗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实际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申冤的机会。”（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对于英国人来说，“实业”是他们致富的基本手段，经济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带来政治地位的上升。当然，这一过程需要对个人财产权的绝对尊重。而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是英国法律的重要内容。英国人认识到，个人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洛克就说，财产权与个人的自由有着直接的关系。财产权不是一种物的关系，而是一种道德的关系，一种与因果关系相联系的涉及预期的稳定性的社会关系。没有它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预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巴罗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

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这种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对权势的贪欲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马戛尔尼的结论与巴罗相似。他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因为“任何财产违反了他的主张是得不到保障的”。马戛尔尼不否认中国存在着大土地产业，但他认为它们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如“高利盘削和官职馈礼”所获取的。它们是贸易或侵吞的短暂的积聚，而不是土地贵族或绅士的产业。他写道：“在中国确切地讲没有世袭贵族。”

在那些推崇中国政治的欧洲学者的著作中，中国社会的和平、稳定、井井有条一直是他们赞美的重点。他们认为，这说明中国是民权、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组织”。（郑鸣谦《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儒学”镜像》）

与传说中一样的是，英国人看到的中华帝国的政治秩序确实十分井然。

整个中华帝国的整齐划一令英国人惊叹不已：“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这样多的人口，这样广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绝对统治之下。”（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英国人认为，中国社会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胜于欧洲：

“皇权的铁掌威慑着一切不守秩序破坏法纪的行为，全体使节团成员感到绝对的保障。”（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权力的威严使北京城内秩序井然。“北京人口虽然这样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中华帝国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效率也令人印象极深。英国人原来担心自己带来的数量众多、体积巨大的礼品在陆地运输过程中一定会损坏几件。然而，在清帝国官员的有力组织协调下，整个运输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我们的包裹总共有六百多件，形状大小不一，尽管有多次装卸、转驳，到达京城时却没有丢失或者损坏一件。”“的确，这儿一切似乎只要朝廷一声令下就都能办成，最费力的事也能随时得到执行，甚至是兴高采烈地执行。”（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然而，与中国官员的交往，让他们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国人在山东登州府短暂停留。登州知府闻讯前来拜访，“知府带来了许多随从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在知府问到他话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回答，这给英国人一个很大惊异。知府安然接受这种礼貌，似乎他们之间一向是这样讲话，这给英国人更大的惊异”。（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能打下级的板子。

被扒掉裤子当众打屁股，对英国绅士来讲，是无法想象也无法容忍的耻辱。然而英国人却发现，中国人对此却司空见惯。

巴罗说：“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中国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须预审或调查。”

这让视个人尊严和荣誉为生命的英国人无法理解并且非常气愤：“一个朝廷官员伸开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仅比他官高一级，这样的情景对外国人来说也许显得荒谬。这种卑劣的顺从，这种人类灵魂的堕落，在任何场合都毫无怨言地将自己置于一个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恶意的体罚，而后还不顾加倍的廉耻与羞辱，居然去亲吻那根教训过自己的板子，目睹这一切，你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胸中燃烧起来的愤慨之火。”（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也造就了与欧洲人截然不同的中国百姓。

在英国人到过中国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国人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英国人发现在暴力威胁下生活的中国人的道德品质与传教士所描述的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过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中国人的神情立刻就变了：

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巴罗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这样的实践足以证明，中国朝廷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作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

巴罗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但它却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带回了英国。英使团为后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记录。马戛尔尼写下了大量的公文报告、书信与出使日记，副使乔治·斯当东和约翰·巴罗，甚至一位仆从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们的随行纪实，使团的画家托马斯·希基和制图员威廉·亚历山大还带回了大量的中国风物画与素描。

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撩开了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这个使团最为重要的收获，大概就在于它导致了有关中国知识的激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明确地标志着英中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回国之后，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及使团随行人员发表的各种报告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仔细阅读了当时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关中国的文字，从翻译到欧洲的《通鉴纲目》到传教士们的《中国丛刊》。不过，马戛尔尼等人的游记显然给了他最大的震动。

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幼年。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很显然，黑格尔的许多结论直接来自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记载和判断。比如他说，在欧洲，鞭笞是“加在荣誉上的一种侮辱”，“在中国就不同了。荣誉感还没有发达，一顿笞打原是极易忘怀的，但是对于有荣誉感的人，这是最严厉的刑罚”。西方人对这种侮辱十分敏感，而“中国人就不一样，他们认不出一种荣誉的主观性，他们所受的刑罚，就像我们的儿童所受的教训”。

黑格尔也认为弃婴反映了中国人对生命权利的漠视：“自杀……和弃婴，是经常性的，几乎天天发生，显示了他们对自己个人的不尊重，在总体上也是对人类不尊重。”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因此，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广阔的土地上“重复庄严的毁灭”，而又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黑格尔的思考不乏理性的因素，在黑格尔之后，对中国的轻蔑成了欧洲声音的主流。在马戛尔尼造访中国前，对于中国与西方交往中的高高在上与轻慢侮蔑，欧洲人虽然心怀不满但一直竭力隐忍。遵从强者逻辑的西方人知道，他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树上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纸张。这个伟大而强盛的帝国在他们心目中各方面都是远远优越于自己的，他们有骄傲自大的资本。然而，马戛尔尼的访问使他们发现，多年来他们居然一直屈服于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这个国家“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贪赃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顶”。这让他们感到奇耻大辱。“欧洲人好像大梦初醒。‘现在该是让中国人名声扫地的时候了！’批判贬低中国是一种报复。对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痛心疾首、恼羞成怒的欧洲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周宁《野蛮与文明：中华帝国的“东方性”黑暗中心》）

二 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3）

妖魔化中国的大门从此打开。而这种妖魔化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种族征服性意识形态。从马戛尔尼一回国，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马戛尔尼的出使使欧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不用武力，就无法打开中国的大门。因为礼貌和沟通对中国人来说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国人定义为半野蛮人，那就意味着中国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虽然并不主张马上武力攻打中国，但马戛尔尼也认为中国政府是应该被推翻的。马戛尔尼认为：“如果中国现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亚洲农民和工匠的技术与进取心以及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励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贸易将会获益，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这种进步主义神话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准备了思想武器。德昆西在《1840年中英鸦片问题》中为鸦片战争所作的辩护是一种极为典型的说辞，他说，国家冲突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那只是在文明国家之间。而中国是个邪恶的、半野蛮的东方帝国，不用武力征服，就无法使顽固僵化的中国人开化。他强词夺理地说：“（鸦片战争）标志着文明推进的进程，知识与科学之光将穿透阴霾，照亮地球上这片最暗的地方。”

持有这种观点的当然并非德昆西一人。卫三畏也说，中国人的顽固态度除了武力之外无法打破。中国人“在同外国人的一切来往中，保持着一种傲慢的、不公平的和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外国人除掉从中国海岸撤退或者屈服外，别无其他办法，而这种屈服是那些稍有独立地位的人所无法忍受的”。“这种妄自尊大的想法，以及对于这种想法确实自以为是的印象，是他们周围的一道高墙。这道高墙比北京以北的万里长城还要高些。武力似乎是这道障壁的唯一有效的摧毁者。”“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战争（鸦片战争）可以说是必要的，它迫使中国政府以平等地位来对待西方国家。”（《外国资产阶级是怎么看待中国历史的》）

而丹涅特则直接认为，正是乾隆皇帝强迫马戛尔尼叩头导致了后来的鸦片战争：“战争的原因是叩头！——是中国妄自尊大的主张：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条件上，而要在君臣之间那种侮辱和卑贱的形式上维持和其余人类的商业交往。”（《外国资产阶级是怎么看待中国历史的》）

这当然是强盗逻辑。事实上，教训中国的声音之所以如此响亮，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马戛尔尼对欧洲报告说，以武力教训中国轻而易举。

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准备，而且还在武力炫耀方面连篇累牍地做了多次指示。皇帝通告各地军方，凡英国人经过之处，都要全副武装，列队迎接，向英国人展示天朝强大的武力，让他们开开眼，对天朝的强大有所敬畏。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即英国人到来前半年，皇帝指示各省长官：“著传谕各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进口时，务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