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逝者言说人是一本续集，但是它的诞生并非如此——你也不必把它当作续集来读。我一直希望它能独立存在，希望无论你是否读过安德的游戏都能看懂它。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正传，如果不是我在1983年想写逝者言说人的话，根本就不会有长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

逝者言说人是如何诞生的？正如我所有的故事一样，这一个也发端于不止一个点子。“逝者言说人”的概念萌发于我所经历的死亡和葬礼。我曾在别处对此写过很多；简单地说，我对我们的葬礼方式越来越不满，我们在其中篡改死者的生平，把与他们本身的，真实的生活，如此大相径庭的故事加在他们头上，从效果上说，等于我们把他们又杀死了一遍。不，这么说太过了。请允许我就这么说吧，我们抹煞他们，我们编辑他们，我们把他们变成了一个个比实际生活中要好相与得多的人。

我拒绝这种观念。我认为一种更合宜的葬礼应该是，诚实地讲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做过些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诚实”并非是意味着不仅仅说出好事而且也说出所有让人不快的事情。甚至也不包括平衡讲述这两方面的事情。不，为了理解一个人究竟是什么人，他或者她的生活真实的意义，逝者言说人应该得解读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他们因何遗憾，他们为何欢欣。这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故事，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故事——但是，在死亡的时刻，这是唯一真正值得讲述的故事。

我曾收到过几封信，顺便，来自于些不时受命在葬礼上发言的人们，这些人读过了逝者言说人之后，作出了把葬礼仪式变成一次言说的尝试。我得赶快补充一句，他们这么干或者得到了家人的允许，或者是应逝者的请托（受托，显然了，是在其死前！）。其中一些人甚至把他们的言说的文本寄给了我，我得跟你们说，他们讲的那些故事令人震惊，又富于力量。我希望有人会在我的葬礼上进行一次言说。我想这个点子里面真的包含着真理和力量。

但那不是逝者言说人的唯一来源。我也是个长时间沉迷于人类学科幻小说的人——在那些小说的故事当中，一个科学家研究一个异星文化，揭示他们怪异行为的原因。我读过的第一本此类小说是詹姆斯·布利什的事关良心。那之后没几年，我读了迈克尔·比绍普的故事“阿撒蒂上的死亡和设计（注：deathanddesignationamonheasadi，似乎无中文译本。这本书在下没看过，不知道这个翻译是否合适）”。二者对我都有巨大的影响。所以在我的思想深处，我有一种往这一类型小说里添上我自己的东西的强烈愿望。

所以当我想到一个点子——一个异族为了繁衍，必须在部族间可怕的战争中互相杀戮——的时候，我决定故事应该从一个研究他们的科学家的视点来叙述就是唯一自然的发展了。渐渐地，花了好几年，我才发展出猪族和他们奇特的生命周期的概念，而部族间战争的重要性减弱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我压根不必在逝者言说人里面专门提到它。但正是在试图构想出一个这些小小的猪形外星人为了种族繁衍要互相杀戮的进化上的原因的过程中，我创造了你在本书当中看到的匹克尼诺们。

在我跟我妻子，克莉丝汀(尼·阿伦)，住在犹他州奥勒姆市的时候，我取得了创作本书过程中的第一个突破。当时这两个点子还基本上是分开的，并且逝者言说人的点子还处于一个相当原始的形态。事实上，我曾经决定这种葬礼上的”悼词”应该用唱的——那样就该是“死亡歌咏者”了（最后没这么写真是太遗憾了……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不断响起的是那首killingmesoftlywithhissong……尤其是第十五章中段）。我估计我这么想是因为我曾在几次葬礼上唱歌，发现即使我并不认识逝者，那也是个动人的经历。但当我对克莉丝汀提到这个死亡歌咏者的点子的时候，她的脸抽搐起来。“你已经写了‘无伴奏协奏曲’和歌王了。”她提醒我。”二者都是有关音乐的。要是你再写一本音乐故事，人们会认为你只能写这种。”

我意识到她甚至比她所知的还要正确。碰巧“无伴奏协奏曲’和歌王原作的短篇故事，“米卡尔的歌鸟”，也正是我的两个得到获奖提名的故事。事实上一本名为“歌屋”的实际上是歌王的开篇几章的小说，也已经获得雨果奖提名。我唯一得到获奖提名而跟音乐无关的故事是短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所以克莉丝汀不经意间捕捉到了我无意识地重复我自己过去的成功经历的事实。我知道她是对的——音乐主题可能是给我赢得了一些有益的注意，但该是时候扔开那个拐杖，干点别的了。

既然不是歌者，那我的故事里该是个死亡言说人了？那感觉不错。但下面愚蠢的部分来了。也许我还是在无意识地想要依靠我最成功的前作，但我马上问自己，如果那个死亡言说人就是安德·维金会怎么样？我所在作的对我来说很明显——如果我不能写音乐内容，我还可以把那个拯救世界的小家伙拿回来再写一遍！这个念头真的很吸引我。虽然我还不能确定，但它的确很吸引我。

毕竟，在摧毁虫族之后，安德总得做点什么。如果安德·维金作为一个死亡言说人来到一个异星世界，偶然地被猪族为什么彼此杀戮的谜团吸引住？这当中有种美妙的对称——那个男人，他作为一个孩子，摧毁了一个异星种族，现在有机会拯救另外一个。

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徘徊了好几个月，与此同时，故事产生了。更准确地说，是安德的形象产生了。我以前从未多想过他在安德的游戏结尾赢得了他的战争之后会做什么，除了他的生活再也不会那么有趣，以及他会花一段痛苦的日子来适应正常的人类生活。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吉米·塔克，有一次提议写个安德的游戏的续集，在其中把安德带回到地球上，但是尽管他构想的这个故事的确有些吸引力，我打我心里知道，安德绝对无法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他出生的人类世界生活下去。不过，让他成为一个逝者言说人，在国家之间，在世界之间流浪，研究死者，为他们演说——这，我认为是一个让他和曾过度利用孩提时的他的人类和解的很棒的方式。

渐渐地点子凑到了一起。当我的助手，芭芭拉·波娃说她想要把一本书卖给汤姆·多赫提的新出版社，托，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下面想写的书是死亡言说人。于是我写了一个大纲和开头几章，签署了契约，完成了交易。那段时间我住在印第安纳，在圣母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为另一位出版商完成了哈特的希望，沃辛编年史和圣徒。直到大学关闭打断了我的学业（永久性的，我恐怕——现在没博士学位给我了！），让我到了北卡罗莱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让我自从1978年来首次停在一个地方做正经工作，我才有机会回到死亡言说人的写作上。

然后我发现——在1983年的春天——这本书没法写。为了让作为言说人的安德·维金看起来合乎逻辑，我不得不写一个冗长，令人厌倦的那种开篇，把他从虫族战争的末尾带到几千年后言说人的故事的开端！这太荒唐了，我没法写。

在计算！，我作为书籍编辑供职的出版社，派我去达拉斯参加美国书商联盟的大会的时候，我注意到汤姆·多赫提本人在托社图书的展位上。我向他问好，然后出于冲动问他我能否跟他谈谈。我心里并无全盘计划，听到他说“当然行”，并约在不久之后的时候我有点害怕。我们的会面其实就是边在人群中穿行，我边向他解释我在写作言说人当中遇到的问题。我唯一能想到的解决方案，我说，是写本长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这样我可以把所有关于安德如何成为一个逝者言说人的材料放在那本书的末尾，好让言说人从它真正开始的地方起头。

我一提出这个点子（在那之前一会才刚想出来），它看上去就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我疑惑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想到要卖一本长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后来我才意识到，在我动手写作言说人之前，安德·维金这个角色还没有成长到足以支撑一部长篇小说。）不过汤姆还是赞同我说一本长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是个好点子。“我们动手吧，”他说。“跟言说人一样的条件？”

“当然，”我说，几乎不能相信这个决定能下得如此轻易——我跟他谈了还不过五分钟呢。

“好的。我一回到纽约，我们就尽快寄一份合同给芭芭拉。”

看哪！事情正如他所说！这是件我之前从没见过的事情——一个出版商在瞬间作出决定而且言出必行！我至今仍为之惊叹——一个出版商，不仅是个诚实的人，而且还爱书读书，还迅速作出决定，然后还能卖得掉他出版的书！

我心怀感激地搁下了言说人开始筹划安德的游戏。在那年秋天我辞去我在计算！的职位之前，在这个位置上我只待了九个月（我恐怕，我再也不会踏入公司职场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在那年圣诞节前开始写安德的游戏，当中暂停了一段时间到犹他州推广我的小说圣者，然后回家又花了两个多星期完成了那本书。

接着我转向言说人，然后真正的麻烦开始了。到了这会，当然了，书名从死亡言说人换成了逝者言说人，按我在安德的游戏结尾阐明的概念。至此，安德这个角色的发展之多，令我起初计划的言说人的开场几乎是可笑的。我原本（除了“序章”之外）是从安德到达路西塔尼亚，恰好赶上言说一个叫马考恩的老混球的死写起。但那显得空洞，空虚，就是行不通。于是我回到计划板上从头开始。

这本书我开头了好几次，每次写得多一点，但每次都被梗住了，因为还是不对头。我不知道“对头”的是什么样，当然了——不过我的确写下了好几百页“错误”的。（在挣扎写作言说人的这当中，我写完了小说毒虫（注：wyrms。同样，这本书译者也没有看过……），某种意义上它是对言说人当中，以及，最终，异种灭绝当中的科学观念的预演——利用一种有部分智力的分子，它能让自己轻易适应于异星物种，从而接管控制他们。）

最终我认识到我不得不从诺婉华这个人物起头，在最初的大纲里她根本就不存在。皮波和利波两个人物，伴随着皮波的死亡，也出现了，大致跟你手中现在拿着的这本书的最初几章当中的情节一致。但我还没搞定。这还是不够。我写下去了大概200页，然后这书又死在了我手里，我不知如何是好。

碰巧我的一个好朋友，格里格·凯泽，在计算！出版社工作。事实上，我就是那个把他从他高中英语教师的职位上雇出来（我想这事上他已经原谅了我），把他拉到北卡罗莱纳的人。当年我遇见格里格的时候，他是我七十年代在犹他州大学夜校部教的科幻写作班里我的学生。他是那种令人沮丧的学生之一，他们走进教室的时候就是个天才，所以老师对他们的任何成就都毫无寸功。他还是我所认识的人类当中最严肃的之一，那让我在他身边很紧张——实际上，如此紧张，以至于我仅有的几次彻底地愚蠢地迷路都是当他跟我一起坐在车里，我本该知道我要去哪里的情况下！有的老师啊！

（我一度如此确信格里格的一个故事卖得出去，以至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打了一个赌——如果在一年内它没能卖掉，我就沿着犹他州大学犹他校区里我们在那儿上课的奥森·斯本瑟大厅的走廊裸体跑一圈。那个故事没有在一年内卖掉——遭瘟的编辑们！——而后，可能是为了对美学的超乎常人的责任感吧，我赖掉了这笔赌债。由于那个故事的确在不久之后卖掉了，格里格再也没有要求我履行承诺，但他可还是有这笔赌债悬在我脑袋上呢。（注：参见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故事。））

不管怎么说，正当我在言说人上被卡住的当间，格里格和我决定到纽约去参加1985年的星云奖周末会。安德的游戏刚刚才出版，我们都没有任何作品列入候选。我们就是想到纽约去，去参加星云奖，那为什么不去呢？我把言说人的稿子带去给他看——也许是我事先把它给他看——我现在记不得了。不过我的确记得那会我坐在他床头上，他躺在那儿阐释他在言说人里看到的问题。

他很有些好点子。当然了，其中大多数只是对目前稿子的一些问题做些小修订。不过，他的一个批评让我豁然开朗。“我没法分辨诺婉华的孩子们，”他说，“我记不住谁是谁。”

那时我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能确切地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无法分辨诺婉华的孩子们因为他们还不是人物。他们不过备位而已。起初我玩味着简单地砍掉他们的主意。在我的小说圣者当中，我在我的主人公的一个妹妹身上遇到了麻烦——我老是忘了她的存在，动辄把她忘了，一忘几百页。解决方案是，无情地消灭这个人物：我让她在婴儿时期夭折。但处决在这里并不是合适的举动。因为我希望诺婉华是自愿孤独的，我必须让她对她的邻居们而言本来是可以被接受的。在一个路西塔尼亚这样的天主教殖民地当中这意味着诺婉华需要有一大票孩子。

可我对他们是谁，或者他们在故事里面要做什么毫无概念。等你读过言说人之后，你会理所当然地疑惑这个故事要是没有诺婉华的孩子们会是什么样，而答案是，它会所剩无几！但那时我还没有在故事里安排他们的位置；但其中有某种东西让格里格希望他们变得更重要些——让他希望能把他们分辨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