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变法比历史上的戊戌变法早了将近两年的时间，1896年为农历的丙申年，因此此次变法被称为丙申变法。

变法实施之后，引起了守旧派的极大不满。尤其是废除八旗由国家供养的制度，令其自谋生路。更是遭到了几乎所有满清贵族的极力反对。慈禧对此也深感不安，于是在变法诏书发布之后几天，慈禧便逼迫光绪帝连下三道诏书，首先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不过也许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慈禧倒是没有急着出手。

随后随着变法政令的不断推出，朝中对于维新派的不满越发的严重起来。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梁以谢天下；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

北京城一时间阴云密布，光绪帝自然也察觉到了危险。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

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第一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第二给山东的任超发密诏，令其进京勤王护驾。

光绪帝采用了维新派的意见。一面秘密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之职，以拉拢袁世凯。一面命亲信秘密前往山东，命令任超率兵入京，勤王护驾。

到了10月中旬，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起来。谭嗣同密会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围园劫太后。袁世凯表面上答应的好好的，将谭嗣同打发走之后便匆匆返回了天津。袁世凯并不支持维新派的激进之举，也深知用新建陆军来“围园劫太后”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且是大逆不道之罪。但是袁世凯也没有马上去向荣禄告密。

但是袁世凯刚刚回到天津，便得到了准确的消息，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入紫禁城，宣布临朝训政。罢斥康有为等维新派。袁世凯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权衡利弊之下，遂向荣禄告密。荣禄接到袁世凯的告密之后，深感事关重大。于是马上发电报将此事上报给了慈禧。

慈禧太后起初只是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停职待参，并未言及谭嗣同等人。而袁世凯告密导致的结果便是慈禧勃然大怒，下令逮捕康梁诸人，并下令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尽快处斩，囚禁光绪帝于瀛台。

任超在接到光绪帝密诏之后，如获至宝。任超正愁没有光明正大的借口率兵进京呢？如今有了这旨密诏，任超再也没有了任何顾虑，立刻发下军令，命令虎贲军第二师立刻乘火车北上天津，牵制袁世凯的新军。而任超自己则率领警备旅及第一师第一旅，总共一万大军火速北上，直扑北京。

早就准备就绪的火车满载着虎贲军的精锐之师，沿着直济铁路向北疾驰而去。很快第二师一万多人便赶到了天津，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形成对峙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