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正规军，他们的组织能力、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显然都相当业余。他们的军事教材，就是《水浒》、《三国》，他们的军事领袖都是自学成才，在失败中逐渐成长。他们不需要后勤部门和装备部门，打到哪里抢到哪里。如果有饥民大批来投，他们当然欢迎。如果没人来壮大队伍，他们也不发愁。东晋时孙恩起义，“所过城邑，焚掠一空，单留强壮者编入队伍，妇女老弱，皆投诸水中”。关于明末的起义队伍，也常有这样的记载：他们想发展队伍，就把一村一寨的房屋都烧光，强迫一村的青壮年入伙。他们拿着刀一个一个逼问，是想回家还是想留下来。如果这个人不识相，说想回家，那么他们便说：“那好，我就送你回家。”一刀砍了完事。如果愿意留下来，他们还要追问你家里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说有，还要问：“想不想他们？”如果回答是想，那么，对不起，也得一刀砍了。如果谁被逼入伙后又逃跑，那么不是割了耳朵就是割去鼻子，以为警诫。

三

这样一支军队，如果缺乏出色的领导，当然会一败涂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虽然千千万万，但是成功的不及万分之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反动势力的强大”，而在于革命者出人意料地缺乏能力。

道光三年，马万良父子的起义就是一出闹剧。直隶清河县人马万良、马进忠是“八卦教”教首。和林清一样，发展了一定数量的信徒后，他们父子做起了皇帝梦。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三十多个教徒的拥戴下直接称帝。父亲马万良后来在供词中是这样交代的：（十月）初一那一天，到了三十余人，摆了桌供，小的坐在当中，继子（马进忠）穿上黄袍，说请老主让位。小的下来让继子坐下，就算登基。众人磕了头，起了“天心顺”年号，封小的为明天教主，刘允中之女刘氏、侄媳李氏及董顾氏们九人为三宫六院；又封刘允中们为将军、六部、四丞相，郭浩德为护国军师；又分七十二贤、十二差官名目。那日男女徒弟并未到齐，有当面封的，有未到先封的，也有十一月二十五日继子回家在那里封的。

导演完这场“登基”闹剧以后，马氏父子毕竟也知道农村土炕算不上“龙廷”。为了实现帝王梦想，马进忠决定实施攻打临清、清河的“计划”。但是计划实在太雷人了：他们打算在道光三年十二月十五在临清城外会合，“暗进临清西门，夜晚动手，乘人不备，光抢文武衙门，得了枪炮再回去抢清河县城。有了人马器械，再商议二月初取龙抬头吉日起身，一路打抢北上。众各允从”。他们以为凭几百个人，赤手空拳，就可以顺利抢得枪炮。抢了之后，还要回家顺顺当当过完年，过完正月，再从容不迫地去北京做皇帝。这样的计划岂非痴人说梦？事实上，马进忠并没有为攻打临清做任何现实的物质准备，而是在“登基”之后，二十四日，忙着头扎红绸、身披黄绫，同“皇后”刘氏一同“衣锦还乡”，回到了清河县。在大事招摇不久，便被地方民人告发。清地方当局逮捕了三百多名明天教徒，经过严刑审讯，将马进忠、马万良等二十余人凌迟处死。从马进忠“登基”到被捕仅两个月。一场“皇帝”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

那些大型的农民起义，领袖的战略水平也十分低下。《靖逆记》卷五《李文成》记载：因为想登基坐殿，享受帝王滋味，在嘉庆十六年左右，林清就和骨干们准备起义事宜。他们早早地定下了起义时间，那就是两年后的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午时。一般来说，起义需要根据当时的形势因势利导地决定时间、地点。他们为什么早早就决定了两年后某一天的具体时日呢？原来，嘉庆十六年八月，“彗星出西北方”，教首们认为“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从而推算出起义日期“应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午时起事”。

嘉庆十八年（1813年）七月，林清召集骨干力量在河南道口召开了一次会议，部署起义事宜。他们议定，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于九月十五同时举行反清起义，起义军总人数数万，由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分别夺取紫禁城、河南、山东，然后李、冯率师抵京，与林清会合，共同坐殿。

然而，由于目光短浅、组织松散、领导无力，这次起义进行得毫无章法，最后以惨败告终。

我们先来看看山东的起义。山东教徒按计划准时于九月十五午时举行了起义，趁着清朝地方官员毫无准备的机会占领了两座县城。但是在杀了县官、劫了监狱后，起义军就忠实地听从“发财”这一教旨的指导，据《朱批奏折》，他们集中精力于“抢当铺、钱铺”，然后“仍出城各分股散逸”，四散而走，“游奕于定、曹、单三县之间，劫掠村庄、食物”。“从九月初十至九月末，山东八卦教徒仅只贪眼前小利，劫掠商号、抢府库，根本没有任何战略意图，结果坐失良机。”

清政府的正规军杀到后，发现这些起义军不堪一击。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战备意图，更要命的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严明的纪律，和经过训练的兵源。不少人属于被临时裹胁，仓促上阵的普通百姓，而军事首领仅知抢劫财货，以饱囊驮，不知死已临头”。官军发现“该逆匪并无纪律，亦无技勇……其被胁之人，一见官兵，即将刀仗抛弃，拼命奔逃。并有脱衣跪地者。其剿残零匪，俱逃往曹县之启家集”。这些革命者很快就被清朝地方军队消灭了。

河南的起义进行得比山东严肃认真，因为它的领导者是号称“李自成转世”、进行了多年精心准备的李文成。河南因此也成为这次大起义的主战场。

因为事机泄露，李文成部于九月初六提前起义，并顺利攻下了滑城县城。李文成在城内建立政权，称“天王”，竖“大明天顺李真主”的大旗。接着，起义军又攻占了附近的道口和桃源两个镇，与滑城形成掎角之势。起义的开头有声有色。

但是紧接着起义军就暴露了他们对军事的一无所知。一般农民起义的惯伎是主动出击、流动作战、避实就虚。这是历代农民起义成功的规律。如果李文成此时挥兵山东，与山东“八卦教”联合作战，利用山东、河南多年荒旱的机会，本可以掀起翻天巨浪。但是李文成率领起义大军屯守他攻下的这三处城镇，准备在此建立地上天国。这种“固守老家，等敌上门”的战略明显是重大失策。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他们没有人懂得军事；二是李文成等人在滑县附近拥有大量的土地、房产，恋土怀乡之念很重。

前来镇压的清军将领一开始十分紧张，及至看到他们固守滑城，就放下心来，知道是乌合之众，不足为敌。用礼亲王昭梿的话说：“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因为“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事实也是这样，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底，滑县城的起义军在清军四面包围下经过道口、司寨、滑县三战，很快被消灭。

直隶起义军规模最小，组织领导水平也不高，当然也没逃过失败的命运。虽据守潘章镇多日，但被托津指挥吉林索伦军最终镇压。

四

不过，最荒唐的还是这次起义的高潮——“天理教”教首林清亲自指挥的攻打紫禁城之战。

将三省的起义任务分配好后，林清就开始准备攻占紫禁城，直接到金銮殿去“坐殿”。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么大的一个行动，他的准备却只是召集了一百来人，打造了几十把大刀：李得曾叫人在雄县白沟河打过刀六七把，……在新城县新利庄打过刀三把，……在新城高各庄打过刀五把。李得自己在马庄行粮上打过刀三把。所打之刀，“送交林清散给会中使用”。

这就是他的全部准备工作。

林清本来的计划是与李文成北上部队在北京彰义门会师后，一同进攻紫禁城。然而，因为被困于滑县，李文成根本没有派部队北上。按理，这种情况下攻打紫禁城的计划只能取消，但是林清异想天开，认为有自己的聪明机智，又有太监做内应，仅凭一百来人，奇袭紫禁城也能成功。而一旦他们“坐了殿”，那么一切都好说了：“九月十五往京中闹事，官兵们措手不及，必能得手，我们据了京师，就好说了……我们据了京师，不怕皇上不到关东去。”

九月十五，林清派一百四十多人，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围攻紫禁城”。然而这个计划一开始就大打折扣：许多人一边杀向紫禁城，一边心里打鼓。结果一路弃刀逃跑者多达七十余人。也就是说，只有七十多人参加“紫禁城之战”。

攻打东华门的大约三十多人，他们手持大刀冲到门口。守门卫兵大吃一惊，急忙关大门，只有五六个人跑得快，冲了进去，其他二十多个起义军英雄们望着大门，只能大眼瞪小眼，瞪了一会儿，四散逃跑了。攻进去的五六个人，当然很快“寡不敌众，惨遭杀害”。“东路的进攻失败了”。

西华门一路比较顺利，因为有太监杨进忠在门口迎候，所以全队四十多人全都冲进城内。他们不是想着肃清宫内守兵、占据要津、控制局面，却一门心思要奔到金銮殿上去“坐殿”。所以发生了这样荒唐的一幕：翰林院编修陶梁正在文颖馆中校书，忽听门外有人喧哗，出门一看，一伙持刀的农民杀了进来，一见他就问：“金銮殿在何所？”得知“坐殿”要由隆宗门进入后，他们就一起跑到了这座门前。他们事后供认：“我们的人用两根杉槁撞门，撞不开。后来官军隔着门射出箭来，大家都往北跑。出了甬子，见官兵从北来，弓箭刀枪抵敌不住，又回来往南走，到西华门上了马道。”

他们上了马道，登上城墙，打开上书“大明天顺”的白色大旗，向外摇动大喊，希望河南同教前来接应。然而，此时河南的起义军被围在河南滑县一带，离此数百公里之遥，当然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正在宫内读书的皇次子绵宁得到汇报，急忙集合守军，用几支鸟枪把起义者轻松击败了。接着又进行搜捕，两日之中，共有七十二名天理教徒被擒被杀。轰轰烈烈的攻打紫禁城起义，至此彻底失败。

留名史册的“林清起义”过程虽然如此荒唐，但是结果非常惨烈。山东仅扈家集一战就有二千余起义军被杀。河南死亡更为惨重，道口一役中，起义军被杀者六千余，被烧死于镇中者四五千人。整个镇压过程中，总计数以七八万计的起义军死亡，直鲁豫三省交界处数十州县荒无人烟，像是一片人间地狱。第二年春天，这一带瘟疫大起，百姓甚至官吏染疫者大半，死亡无数。

五

和“天理教”的起义一样，太平天国起义也十分缺乏章法。实际上，在各路人马纷纷向金田集合之时，六位领袖也是胸无定见——到底是先攻打自己的老对手团练报仇，还是攻取富庶的镇子搞点钱粮？他们迟迟没有制订具体战斗方案。虽然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后来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在天国后期，李秀成等创造了“围魏救赵”等高明战例，但是总的看，太平天国的整体战略水平无疑是很低的。

就在洪秀全等人举棋不定之时，官兵来了。官兵原本不是冲“拜上帝会”来的，他们是来围剿“天地会”、“三合会”等更严重的“教匪”。等到杀散了其他教门，才发现原来这儿还藏着一个前所未知的教门。于是“搂草打兔子”，准备顺便把他们消灭。

所以，这场起义，一开始就是被迫应战。连洪仁玕后来都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已经骑虎难下的“拜上帝会”领袖只好组织教徒们突围。

没想到一接仗，气势汹汹的官军竟然不堪一击。这些下乡游击的官军都是三板斧作风，一旦发现对方吓唬不住，他们马上就先没底气了。官军的进攻很快就被破釜沉舟的教徒们打退。

这一仗给了洪秀全极大的信心。此役过后二十多天，他才借自己生日的机会，正式宣布起义。

然而，这个义怎么个起法、攻打什么地方、附近有什么战略要地，他心里一无所知。他只知道自己要“坐天下”、“食天下钱粮”、“管天下人民”。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却毫无头绪。

在首次战役之后，十多天里，太平军一直待在金田，等着官兵围困，不知朝哪个方向进发。直到附近大湟江口的敌人向他们发起进攻，他们才奋起反击，乘胜占领了大湟江口。然后，在交通便利的大湟江口一驻扎就是两个月，还是没有制定出下一步战略目标，似乎要死守此地。敌人乘这两个月时间把大湟江口团团围住，这时太平军才不得不拼死突围。损失惨重之后，才突出重围，来到离武宣县城二十里的东乡。武宣县官民弃城逃跑，“一县皆空”，然而，太平军却没有攻取县城，而是在东乡就地驻扎下来，一面称王封爵，一面挖沟筑垒，又要固守这个小小的镇子，在这里永远停留下去。

可以说，起兵的头三个月，太平军一直是漫无目的的被动挨打，找到一个喘息之地就固守不动。也难怪，整个太平军中，除了洪秀全和冯云山两个老童生，其余都是文盲，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战略战术，完全是跟着感觉走，走到哪儿算哪儿。

洪秀全驻扎东乡忙于称王，给了清军以喘息机会，地方官员也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从容调动军队，将太平军围得水泄不通。当了天王，树大招风，敌人越聚越多，太平军得不到粮食，开始陷入饥饿。在东乡苦守了两个多月后，只好又一次突围，突围成功后，还是不知道应该向什么地方去，干脆，又挥师跑回了金田！

太平军在起义的头半年里，四处游走，却仍然漫无目的。在盲目流窜的路上，萧朝贵代“天兄”传言，要大家“尽忠报国，到得小天堂，自有大大封赏”。从他们占据一地，就顾头不顾腚地挖沟固守来看，他们确实是想割据一小块地方，建立自己的“小天堂”——自己的世外桃源。这和李文成的想法大同小异。

结果一目了然，敌人不可能让他们在金田建立“小天堂”，只好又是一路突围，一路挟裹贫困农民北上，于八月初一攻破永安州城。

城里的生活实在太好了，以至于他们在这里驻留了六个半月之久。洪秀全忙着册封，给了清军充分时间，清政府迅速调动兵力。从各省调来四万六千余人，终于把永安城四面围住。从军事上说，太平军完全没有停留这么久的理由：“为什么在这里长期停留？休整补充，不可能需要半年多的时间。由于敌人的牵制而不得脱身？这也不是事实。太平军克永安后，清军虽尾追而至，但直到这一年年底的三个多月里，清军的进攻软弱无力，并没有形成包围。”（《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唯一的理由当然是“在永安建都立业”。因为“永安虽小，但对长期在荒村小镇盘桓的不少起义农民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这种情况正是起义农民初兴阶段视野狭隘的反映”。（《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

虽然小朝廷滋味不错，可形势让洪秀全不得不暂时清醒。因为在清军的围困下，物资供应已断绝，“粮草殆尽，红粉亦无”，太平军把永安城内的所有粮食财物一律没收，还是没能支持多长时间，只好拼命突围。

在清军的围困下没有办法，还得走老路——突围！损失了一半人马，洪秀全丢弃了刚刚住了不长时间的天王府，艰险万状地从永安突围出来。从此以后，太平军终于找到了进军的方向，那就是——大城市！从永安的经验，他们知道大城市里有吃有喝，还有种种丰富的物资，一旦打下来，就可以享受几个月。于是，他们挥师省城桂林，一路上，洪秀全用这样的前景激励群众：“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

此时的桂林城内兵马不到两千，然而，太平军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攻坚战，围了桂林一个多月，还是没有攻下来，而此时，清军从四面八方赶来，又对太平军形成了合围之势。没办法，只好再次突围。突围之后，去哪儿呢？还是没人知道。这时，湖南天地会起义军被打败，余部投奔太平军而来，建议他们进攻湖南。杨秀清点头应允，于是大军北上，进入湖南，扑向长沙。

不过，攻打长沙的战役进行得毫无章法。“太平军经过在湘南的休整扩编，战兵已达五万人，但萧朝贵只有一千几百人进攻长沙，大军仍留在湘南。”长沙虽无守备，但凭一千多人就想攻下一个省城，无疑不现实。直到萧朝贵在战斗中死亡，杨秀清和洪秀全才率大部队北上。然而此时，清军调集了三万守兵，已经做好一切防守准备。

长沙战役打了八十一天，艰苦卓绝，太平军死亡无数。然而，战火纷飞中，洪秀全却把军事全权交给了杨秀清，从此“大撒把”。毕竟，打仗太费脑子，他太累了。不过他也没有闲着，他做什么呢？他在长沙南门，在轰隆隆的炮火中，在战士们的喊杀声中，兴致勃勃地监造起玉玺。他在这儿找到了一个技术很好的作坊，亲自画图样，亲自监督，津津有味地看着工匠们给他造了一个奇大无比、设计鄙俗的大玉玺。他还专门成立了诏书衙，派人专门记录他平日的一言一行……

长沙最终没攻下来，在稍后攻打岳州时，太平军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意外地得到了几千艘民船”。这一意外使他们得以建立水营，“行军作战条件有了改变，因而他们就变更了原定的进军路线”，顺江而下，很快攻下了武昌。

到了武昌，他们才第一次定下了“战略”，那就是直奔南京，建立“小天堂”。《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讲：“‘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方针，只是在这时才真正确定下来。”有了水师，也积累了战斗经验，占领南京，倒是顺理成章。回顾太平军的兴起史，他们一路之上，是占一城、丢一城，直到打遍了半个中国，占领了南京，他们手中也只有南京、镇江、扬州三座孤城。如果太平军在此时乘胜北上，直捣北京，拿下北京城也很有可能，因为那时清朝皇帝已经慌了手脚，准备迁都热河了。可是，洪秀全和杨秀清二人根本没有这个眼光，来到了“六朝金粉之地”，他们又迫不及待地关上城门，陷入烟花丛中，享受起“小天堂”的日子了，而把北京抛之脑后。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如此评论：“金陵刚刚建都，他们就说：‘方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他们缺乏‘犁庭扫穴’、夺取全国政权的观念，简直把直隶省排除在视野之外，说什么这是‘沙瘴之区’，‘罪奴之地’，甚至说‘至于妖穴，取之不足以安人民，弃之不足以伸武勇’，对北伐不以为意，不加重视。”直到享受了十一年之后，南京被包围得很严实，终于无法突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陨灭，结束了占据—固守—突围—占据下一个据点的循环。

从“万众一心”到“人心离散”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