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社会成员，对等级差别珍视得如同眼珠。违反这种等级差别，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在天王府大门外高悬十余丈的黄绸，用朱红色书写了直径五尺的大字，数里可见，上面写的是：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

有诏方许进，否则雪云中。

雪云中就是云中雪，“刀”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人不得靠近，否则杀无赦。

天王府内的金龙殿，只有首义六王可以进入，其他人绝对不得入内。洪秀全曾就此事专门发过指示：天王降诏曰：“顶天侯，尔今日得在金龙殿内坐宴，是天父大开天恩与尔者也。以理而论，惟朕及胞等始可在此金龙殿设宴。若至幼主以后，皆不准人臣在金龙殿食宴。设若臣有功者，欲赐宴以奖其功，只准赐宴于朝厅，断不准在金龙殿内君臣同宴，以肃体统也。此一事极为关系，当记诏以垂永远也。”

这件事为什么“极为关系”，必须明确记诏下来并且要“垂之永远”，洪秀全没有说清楚。他的许多话用不着清楚，那都是上天的昭示，人民照着做就行了。

太平天国社会中，人们绝不可以下犯上。太平天国明文规定：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军人百姓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除了这些高级官员，社会其他阶层也一样尊卑分明：“凡尊官自外入，卑小官必须起身奉茶，不得怠慢。”下级见到上级，必须起立致敬，违者将受到肉刑直至斩首等处罚。

《太平天国》载：有一次，负责给燕王秦日纲看马的一位太平军士兵在燕王府门前闲坐。正巧东王杨秀清的同庚叔，也是拜把子兄弟的叔叔，从燕王门前经过。燕王的马夫忘了起立致敬，令这位同庚叔当场大怒，命人把马夫打了二百鞭子。这还不算完事，事情报告到杨秀清后，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对这位敢于不尊礼仪的太平军战士处以“五马分尸”的酷刑。

七

正如燕王牧马人的悲剧所展示的，太平天国的文化中严重缺乏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太平天国领袖生活中唯一的遗憾是没能用上太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赞成太监制度，而是因为他们没能拥有这个技术手段。事实上，刚刚进入天京，洪秀全就命人“制造”太监，但是没能成功。潘旭澜《太平杂说》载：“太平军要为天王府制造一批太监，但又缺乏有经验的医生，对割什么，怎么割，敷什么药，都不了然。于是，将四千（一说三千）多童子兵胡割一通，大多数流血不止而马上死去，少数不久之后也因创口溃烂而死。”对于此事，清代民间涤浮道人《金陵杂记》的记载是：“贼取十三四幼童六千余人尽行阉割，连肾囊剜去，得活者仅五百余人。”官方记载则有向荣在上奏皇帝的奏折中所提到的太平天国“近更阉割幼孩，死者甚众”。这一直是太平天国高层生活的一大遗憾，杨秀清对天国社会的这个“不足”一直念念不忘。潘旭澜《太平军中的童子兵》记载，过了几年，杨秀清“令李俊良主持，再找一大批童子兵阉割，虽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大都阉死了，但也还是以失败告终”。清朝这边，张德坚《贼情汇纂》的记载是：“癸丑八月，杨逆下令选各馆所掳幼孩十二岁以下、六岁以上者二百余人阉割之，欲充伪宦官，因不如法，无一生者。杨逆知不可为，又诡称天父下凡指示，再迟三年举行，以掩群下耳目。”

太平天国政权人道精神的缺乏还体现在他们的法律中。太平天国的战斗力来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前面提到的宗教宣传，另一方面就来自杨秀清建立的严明的纪律。

杨秀清和朱元璋一样，都是迷信纪律的铁腕人物。罗尔纲说：“进入南京之初，杨秀清就首先整顿营规，立法安民。凡新克复地方，安民严令一出，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的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的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的即斩右脚，法立令行，严严整整，真正做到了他向人民保证过的‘圣兵不犯秋毫’的严明纪律。”

事实上，这种纪律不是严明，而是严酷。法律学者说：“天国刑律对重罪和轻罪甚至轻微过失，在量刑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确实，生活在太平天国之内，你有太多“机会”被砍掉脑袋。

《太平天国》一书中有描述，在太平天国内，如果举行“讲道理”时发现你两次无故不到，则“斩首不留”。礼拜仪式三次缺席，也“斩首不留”。《太平刑律》上明文规定：“凡各衙各馆兄弟倘有口角争斗，以及恃强斗架，俱是天父所深恶，不问曲直，概斩不留。”除此之外，如果在干活执勤时口出怨言，也是斩首：“凡挑濠沟筑土城，一切军中事务如有口出怨言者，斩首不留。”至于辱骂官长、私留“妖书”、唱邪歌邪戏、饮酒赌博者，一概斩首不留，甚至连剃胡须、刮面等，也“皆是不脱妖气”，也得斩首示众。

其实“斩首不留”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最严厉的惩罚。在《太平刑律》六十二条中，除了四十三条“斩首不留”外，还有三条“点天灯”和“五马分尸”。

所谓“点天灯”，主要用于太平军中那些犯通敌谋反或老兄弟犯有强奸妇女的重罪者，但犯轻微过错者在长官的盛怒之下也可能被处以此刑。具体做法是“将人自顶至踵，裹以纸张麻皮，入油缸内浸片刻，倒植之以松脂白蜡堆足心，用火燃之”。

“五马分尸”则是“以笼头络颈，和发绫缠，系于马后足，四肢各系一马，数‘贼’齐鞭之，瞬息肢解”。

除此之外，还有“凌迟焚灰”等更为严酷的刑罚。最为恐怖的则是关于连坐的规定：“凡有反草通妖之人，经天父指出，通馆通营皆斩首”，甚至“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

《太平天国》记载，张德坚对此评论说：“‘贼’之灭亡，则在虐民无人理。诸伪制皆足以亡之，而尤以伪律为至酷耳。”这虽然是统治阶级的看法，但也并非毫无事实依据。

八

人们历来批评晚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愚昧颟顸，特别是对外礼仪上的不识时务，其实太平天国政权在这一点上比清政府走得更远。

定都天京后，西方各国的公使对这个“新兴王朝”都充满好奇和期待。他们认为，这个信奉“上帝”的政权，应该比清政府更文明、更进步、更好打交道，因此纷纷派人前来考察。谁知道，他们看到的一切，远远出乎先前的想象。

1853年，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兴致勃勃地率团来到南京。没想到，这个基督教政权对待“洋兄弟”的态度，居然比清政府更自大、更傲慢。文翰派他的随员密迪乐作为联络员进城交涉，密迪乐刚刚进入王府见到北王，周围的士兵就大声喝令他下跪，密迪乐断然拒绝，与太平军争持起来，最后捎回一封信作为这次交涉的结束。文翰打开天国给英国的这封文书，发现开头赫然写道：“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吾朝。”他明白了这个政权的对外观念，只好黯然返航了。

这种礼仪之争一直成为太平天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最大障碍。太平天国认为他们是天朝上国，外国夷人前来必须以进贡的身份，匍匐在地，乞求天国恩典，太平天国才能与他们交往。外国公使当然难以接受这种方式。后来“顶天侯”秦日纲在见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时，公使要求与他并坐在大厅里，他则要求公使必须坐在他的下位，双方就这样谈崩了。

在对外公文中，太平天国又拾起清政府已经摒弃的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居高临下口吻，美国公使麦莲刚来到南京，就接到这样一道来自太平天国的“指示”：输诚者必须备办奇珍宝物，……尔等果能敬天从主，我朝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为一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西方人本来对太平天国持乐观态度，但与天京政权接触之后，他们迅速调整了外交重心，不再理睬太平天国，而是倾向支持清政府。

过于迅速的腐化

一

一般来讲，基于旧政权的腐败而建立的新政权，总会展现出一副蓬勃向上、清新有为的崭新面貌。而太平天国这个阶段为时甚短。从一开始，太平天国政权就展露出强烈的腐化欲望。攻占武昌之后，洪秀全不是致力于考虑如何打破清军的围困，而是派出士兵在武昌大肆搜求财宝美女，在武昌又建立了天朝门、天朝殿，铸造“金龙头金玺”，令军民进贡献礼，挑选嫔妃。定都天京后，他更是迫不及待地一头扎进享乐之中。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的生活过得比所有皇帝都气派。他“朝晚两食，掌庖用金碗二十四只，备水陆珍馔，杯箸亦用金镶，后尔用玉盆玉杯，群贼多效之”。

传教士富礼赐记载了他在天京访问时亲眼见到天王进膳的情形：“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高作——是天王进膳了；直至膳毕，各声始停。”天王进膳，不但要击鼓奏乐，竟还要配上炮声，古今中外只此一例。

而杨秀清等诸王的排场也不小。外国人记载他们的见闻时说：“每天早上八点，有八百到一千名穿着体面的女子跪在第二位（杨秀清）的门口听候吩咐。”

而杨秀清出行时的排场更为搞笑。

太平天国官员出行，仪仗上较传统有极大创新。底层农民出身的太平天国上层，将农民风格、农民气派、农民趣味发挥到极致，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杨秀清，人称“如赛会状”：仪仗多达千数百人，走在前面开道的是大锣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彩鸟兽数十对，这都不算出奇。出奇的是随后还有许多人舞着一条长约数十丈的洋绉五色龙，高丈余，敲锣打鼓地在杨秀清大轿前开路，杨秀清的大轿由五十六人抬行，轿后跟着属官近百名。队伍的最后面，仍然是一条数十丈的长龙收尾。把舞龙舞狮之类引入官员仪仗，体现了太平天国精英们不羁的创造力。“以此炫骇愚民，以为尊贵无比，若天神然。”

太平天国高层的农民趣味最典型的体现就是“黄金崇拜”。当时的英国翻译官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一书当中这样写道：“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而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纽。”“身穿金纽绣金龙袍，乘坐由美女手牵的金车。”据说连天王府的尿壶，娘娘们骑马用的马镫都是用黄金打造的，洪秀全本来还计划用金子打桌子，打灯台，但是发现，太平天国控制区的所有金子都已经用光了，只好作罢。

二

由于缺乏励精图治的意志，由于没有政治经验，更由于他们拒绝知识分子进入政权核心，所以太平天国政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原始的、没能充分发育的、具有浓重底层性格的政权。在以严刑峻法为法宝的杨秀清死后，它马上变得软弱混乱。从政治纪律、管理水平、政治效率诸方面看，它都不如它的敌人——已经大大衰落的清政权。

首先，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很混乱。它没有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天京城里各王府均为小朝廷，机构重叠，系统紊乱，用《贼情汇纂》的话说就是“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行政效率相当低下。

其次，杨秀清死后，洪秀全缺乏抓牢权柄的意志力，中央软弱涣散，党争迅速发展起来。洪秀全喜怒无常，对人忽用忽废，几派交替得势，朝事混乱无章。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在太平天国政权从上到下迅速蔓延开来。当上帝信仰破灭后，升官发财成了这个政权运转的最大动力。太平天国后期选拔干部，一看上面有没有人，二看花多少钱。

《天国的陨落》一书的作者认为，血缘是太平天国后期用人的第一标准，杨秀清的表兄、外甥、姐夫，并无才能，但均获高官。甚至连给他治病的医生也因为讨得他的欢心，位高权重。而起义之初就一路攻城拔寨、战功显赫的罗大纲，却位列这些人之下。钱多钱少则是第二标准。天京事变之后，买官卖官大行其道：“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银钱者，欲为作乐者，用钱到部，又而保之。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

强烈进取之心消退后，太平天国统治集团的全部精神都沉醉于追求升官发财之中。《立法制喧谕》载，洪仁玕的说法是，文武百官“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据《天国的陨落》，时人记载，在太平天国政权后期拜年时，太平军相互问候，都用“高升”。拜年者进门齐喊“升官发财”，对上级祝贺“老大人高升”，上级回答：“大家高升。”甚至在宗教仪式中的祝词也发生了变化。《金陵癸甲纪事略》载，太平天国礼拜之时，人们念的赞美经最后一句本来是“魂得升天”，到了天京后，却被某官改成了“功成名就”。

在太平天国官场上，晚清官场的种种弊端一应俱全，且都发扬光大，出于蓝而胜之。官员赴任或者升官，要部下送“开印钱”，部下则又分摊给百姓。清朝官员这是私下索送，太平天国则公开以公文索要。比如，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浙江诸暨许军帅札示师帅，说：“现在义大人开印，饬办各色货物，每都（都是基层行政单位）派费钱三十千。”六天之后，又发来公文，说：“前奉张大人面谕，以现在首、梯二王暨余大人次第开印，每都师帅各派费洋八十元，断不能少。限于二十日缴齐，今又亲自来局坐收。”建造王府，日常应酬，吃喝玩乐，过生日，都要摊派给百姓。有记载，听王陈炳文的妻子做寿，单是嘉兴县王店镇就被摊派了三千两银子。

三

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也不算高。

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正规的地方财政体系，物资供应一直靠抢劫或者“包租”。

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的报告中提到，在太平天国后期，对新占领的地区，他们先是大抢三日：“关于太平军的军饷问题。作为一条业已确立的规定，叛军士兵不领饷银；他们像海盗一样靠劫掠为生……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一切令人憎恶的事，三天过后，所有的妇女都被禁止留在城里……任何东西都抢，无论是实物还是现金。如果占领某城后抢掠到的物品为数极多，那么，士兵们都能从奖赏中捞到好处；相反，如果该城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太平军便以堪做表率的耐心等待更好的时机。”抢过之后，太平军才开始在地方上建立“包租制度”。他们在地方上选择旧衙役、旧绅士或者地痞流氓来作为代理人，需要什么东西，就向他们下命令：然后，附近地区被迫向叛军捐献供给物资（几乎所有的事例都是如此）。例如，宁波周围的农村被迫按照配额，交纳大米、猪、家禽、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军队。我曾经亲眼看见被迫运送这些供给物的农民将食物等东西运到城里，他们的脖子上套有铁链和绳索作为服役的标志……

包租制肯定会产生严重后果。这些敢于替太平天国包租的人，都是铤而走险的大胆之徒，而太平军对他们又没有什么监督考核机制。所以他们的贪婪残忍，超过清政权的征收者十倍甚至百倍。上面要求收一百两，到他们这儿，就可能变成二百两、三百两甚至一千两，如《天国的陨落》所记：“其收漕也，仍用故衙门吏胥，仍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百姓大怨。”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官员们大肆追求物质享受，所以虽然洪秀全声明“轻徭薄赋”，但摊派下来的任务远远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再加上“包租者”的层层加码，趁机搜括，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远不如清政府的治下：三月，菜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石，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作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烛，忽而要封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师、旅帅亦无可奈何，虽鸡犬不宁也……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丝织无利，家家洗荡一空，已所谓室如悬磬。而贼之迫催严比，无出其右……而贼目催粮，愈加严酷，勒乡官，具限状，非捆锁，即杖枷，乡里日夜不宁。农家……甚有情极自尽。

苏属一带，贼氛尚恶，现又借征下忙以助军饷。各户无租，仍复苛捐，知不归城主，均军、师帅取肥私囊。吕厍戏场、博局亦系师帅爪牙所开，日往花船，消耗不少。

这些包租者的后盾是太平军的武器。“到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天国地方政权从允许地主收租，到保护地主收租，甚至派兵镇压农民抗租。”所以他们对抗租者异常残忍。嘉兴盛泽设的筹饷总局，连人们使用“洋钱”都要上税。一洋要交七十文。“有某生偶有一洋未用印，锁至公估庄内，打折胫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