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一时冲动过后，朱厚照对自己的行为也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发布这些诏书会引发什么后果，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知道这些气势汹汹的大臣会做出什么反应。甚至，他不知道自己的皇帝能不能当得下去。

局势平息之快出乎他的意料。他的命令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三位大臣很快打点行装，回了老家。几位太监按他的意愿升任宫中的新职。朝政继续运转，大臣们照常上班。虽然谏官呈了无数奏折批评他的行为，可是他们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而且朱厚照已经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些批评了，那就是把他们的奏折“留中不发”，根本不予理睬。

当了一年多皇帝的朱厚照终于发现了运用权力的秘密。他发现了一个真理——他真的拥有无限的权力，只是看他怎么去用它。虽然有祖制、成法、规矩，可那些毕竟都是软约束。而一旦他一意孤行，却不会遇到真正的阻碍。不管他的命令多么乖谬，只要他撕开脸面，坚持到底，就会最终得到执行。庞大的、学识渊博的、理直气壮的文官集团实际上却是虚弱的。虽然他们拥有道义上的一切优势，可是他们受制于一条最基本的道理——他是君，他们是臣。不管他多么无知无能，昏庸无道，他的话都是圣旨，他们这些最聪明、最正直的人还是得无条件地去执行，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们可以喋喋不休，可以叩头出血，却不能改变他的最后决定。

朱厚照也知道，从现在起，他在这些博学多才的文官眼里，已经是一个昏庸失德的皇帝了。虽然他们表面上对他三跪九叩、毕恭毕敬，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内心里瞧不起他。但他不在乎。他甚至发现，在丢掉那个做好皇帝的理想之后，他活得更舒服自在了。

八

一旦撕破了脸皮，朱厚照发现当皇帝堪称轻松愉快。

蓝东兴《明武宗评述》记载，在这次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消文书房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制度，同时废除尚寝局的“就寝档案”。这样，他就解除了身上的两大枷锁，自由自在，想起就起，想睡就睡，想住在哪儿就住在哪儿。

他做的第二个重要决定，就是把普通政务交给略通文字的司礼监首领太监刘瑾。大臣们所上奏折，经刘瑾初步处理后，再挑出最重要的几份交给他亲自裁断。这样，他在仍掌大权的同时，又大大减轻了工作量。

做出这两项决定之后，他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大玩特玩。他不断地把宫外的戏班子召进宫中为他表演。与其他好开“堂会”的天潢贵胄不同，他偏爱听评书、大鼓、地方戏，特别是那些地蹦子、草台班子粗俗诙谐的“粗口”，让他笑得前仰后合。

除了这些帝王生活中常见的声色之好，他还玩出了前无古人的花样。《明通鉴》载，他在宫内开了个自由市场，让太监们充当小贩，在街道两边摆上一个个小摊，卖什么的都有：锅碗瓢盆、衣服鞋袜、胭脂宫粉、水果蔬菜……琳琅满目，热闹非常。太监们一个个站在摊前，学着市井之人，高声叫卖：“卖砂锅啰！”“磨剪子来！”“皮薄肉厚的大白梨啊，瞧一瞧，看一看！”

皇帝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来赶集，挑了一块花布，和小贩讨价还价。扮小贩的太监知道皇帝的性子，故意和皇帝软磨硬泡。皇帝费尽口舌，怎么也讲不下价来，急得抓耳挠腮……

在正德皇帝的一生中，对市井生活异乎寻常的热爱是贯穿始终的一大特点。明代人的笔记中传说弘治皇后其实不能生育，正德是她偷偷抱养的市井小民的私生子，所以这个皇帝终生除不去骨子里的“低贱”。

其实这一“反常现象”很好解释。很大程度上，皇帝的这种嗜好不过是对刻板单调的宫廷生活的逆反。皇宫是天底下最不自由的地方。这组迤逦壮阔的大屋，座座象征着严密的礼仪。这里每一寸空气中都充满了禁忌，每一寸土地上都林立着规矩，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斟酌再三。生活在这里面的人，生活得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如《宫女谈往录》所说：“宫里头无论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一台戏。”就像修筑这建筑的本意是为了昭示政治秩序、而不是为了舒适地生活一样，那些高雅严肃的宫廷大乐也不是用来愉悦人的感官，而是用来把自然的人性引入天理的轨道。

和宫廷生活的假模假式、程式化相比，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那么丰富、自然、健康。朱厚照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宫微行的感受，从皇宫来到市井的太子简直如同从穷乡僻壤进城的农民孩子，傻了一样张着嘴，贪婪地盯着他看到的每一样事物。有生以来头一回，他发现人们见到他不是立刻跪下去，而是并不拘束，一切如常；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他看到这里的人活得那样自由、随意，他们表情生动，高声大叫，随意谈笑，完全不像皇宫中人平日都鸦雀无声、板着面孔。他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好玩。

终其一生，正德皇帝都难以改掉微服出行的嗜好。而且他特别喜欢逛市场，钻小巷子，体验普通人家的生活。那些土里土气的叫卖声在他听来简直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带着泥土的白菜萝卜也显得清新健康，那些平常巷陌中普通百姓们的吵嘴骂架，在他听来也比宫中那千篇一律的对话更有意思。

九

除去逆反心理之外，这种“市井情结”，也反映出朱厚照的趣味、观念和行为方式，深受周围太监的影响。

文盲出身的太监、乳母不但是朱厚照的生活伴侣，也是他的精神塑造者。其实，天潢贵胄的朱厚照是在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中长大的。终其一生，朱厚照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冲破底层文化特别是市井文化的束缚。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又千真万确。

在偌大的明代宫廷之中，皇帝一家其实人数无多。太监、杂役、乳母之类出身社会底层的服务者才构成了宫廷社会的多数。明代太监之多，居历代之冠，最高峰时达十七万人。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他们，可以说，宫廷中的皇室成员，更像是漂浮在太监之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这些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无疑会把底层社会的观念、性格、行为习惯带入宫中，在皇宫之中形成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从而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皇室成员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到朱厚照身上，这种影响就更为深刻。在他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中，与他耳鬓厮磨、朝夕相处的，除了太监，就是乳母。明代规定，太监不许识字。乳母又大多选自平民小户。所以，朱厚照实际上是在文盲圈中长大的。这些文盲友伴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兴趣、嗜好、观念传染给了太子。他的文化趣味偏于通俗，欣赏水平与太监、乳母基本一致，最喜欢粗俗浅白的文艺形式。他虽然在宫内建立了乐队，但是演奏的不是阳春白雪的雅乐，而是民间流行的通俗小曲，比如什么《抬花轿》《入洞房》《一枝花》……他自己还亲自创作了一首《杀边乐》，也是热闹火爆类型。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载，“歇落吹打，声极洪爽，颇类吉利乐”。

底层出身的人固然质朴、单纯、明快，却又粗俗、单调、愚昧。上层文化提倡“制欲”、“淡泊”，强调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底层人的生命目标却完全锁定于物质享受，毫不克制地追求感官满足。上层文化讲究规则法度，讲“天理”，讲“千秋万世”；而底层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只重今生，只重眼前。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太监进宫前都是走投无路的混混，他们把明代社会底层浓厚的流氓气息带进宫中。他们做事缺乏规则意识，善于走捷径，钻空子，没有大局观念。他们崇拜的是韦小宝之类的精细鬼和伶俐虫，嘲笑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处世长”这样的“迂腐”古训。

学校教育的失败，导致儒家哲学的那套“天理”、“人欲”、“天道”、“人心”的精致理论，从来没有真正介入过朱厚照的精神构建。朱厚照的精神世界基本上停留在市井平民水平。他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他对国家政务的理解和处理的原则，基本上来自评书演义。有一次，他甚至发布诏书，禁止天下养猪，理由是他既姓朱又属猪，算命先生说，如果百姓杀猪，将威胁到他的健康。他精明机敏却又目光短浅，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在后来南巡之争中，他甚至拿出泼皮作风，拿刀架在脖子上，声称如果文官们再阻拦他，他就要抹脖子。他在人际交往中也遵循市井方式，做事爽快自然，不重形式，讲究哥们儿义气，人情味相当重。他跟与他投脾气的大臣们在一起，没大没小，喝多了就把他们当枕头，枕在他们身上睡觉。《明武宗实录》载，他甚至模仿黑社会老大的做法，一次收了一百四十多个“义子”……

有明一代，像朱厚照这样带有流氓作风的天潢贵胄不止一个。因为朱元璋本身出身流氓，更因为他为他的后代规定了专做寄生虫的生活目标，那些在仆人堆里混大的不学无术的朱氏子孙，大多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穷极无聊的流氓相。明代社会的流氓化趋势鲜明地体现在贵族生活中。吴晗在《朱元璋传》讲到，朱元璋的十三子代王，“早年做了多少蠢事就不必说了，到晚年头发花白了，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年少失教，喜欢使棒弄刀，不肯待在宫里，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驱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就亲手斫击，毫无顾忌。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得精光，看人家的窘样子，高兴发笑”。

吴晗提到的伊王，传了六代，到了六世孙朱典模时，居然还酷肖其祖。有一次，他忽然把洛阳城门关闭，派人在城中大抢民女，共抢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乐，其余的则叫其家人用银子来赎。

鲁王府的朱观定平常最爱嫖娼，有时在府中命下人裸体杂坐，以为戏乐。朱观定性情残暴，左右稍忤其意，就立即用锤斧击杀。

越到明代晚期，这种贵族流氓化的倾向就越加明显。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载，弘治年间，代王朱桂的后代、辅国将军朱仕则，强占寺庙财产，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里，巡按御史因此上书参了他一本。朱仕则闻听此事，怀里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门，要求御史为他平反。御史不准，他从怀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御史怀里，然后一个“撞羊头”，把御史老爷撞个倒仰，把这位御史老爷弄得狼狈不堪，无法招架。最后还是衙门里人多，连推带劝，总算把这位瘟神弄走了。

十

不过，仅仅把朱厚照定义为“纨绔”是不恰当的。虽然有百种不争气、千个不着调，但是他身上有着一样远远超越常人的地方——武勇。

在朱厚照的诸项天赋之中，最突出的是运动天赋。

因为天赋的神经类型和肌肉类型的优势，他的反应速度比寻常人快，协调能力也比寻常人好，从小就非常好动。他第一次骑马就能控御自如，初学射箭，练几次就能射中红心。皇帝对他好武是鼓励的，因为文武双全，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所以，皇帝指示，为太子请了几位武师，教他学拳弄棒。他不爱读书，练起武来却能吃苦，也下过真功夫，加之良好的天赋，他的武功当时确实在一般武将之上。他对别的书不感兴趣，但独独对兵书战策能看得下去。

除了武功不俗外，朱厚照的胆量更是常人难及。他天生喜欢冒险，身子骨刚刚长成，他就迷上了一种特别刺激的游戏——搏虎驯豹。他身上不戴任何护具，也从来不让别人在旁边保护，只身进入虎豹笼中，凭自己的敏捷和力量，只手把它们制伏在自己的身下。不久，他就成了一名熟练的驯兽师，不论哪里进贡来的猛兽，在他手下很快都变得服服帖帖。不过，再高明的驯兽师也有失手的时候，他唯一的失手是在正德九年（1514年），他在训练一头新来的老虎时，本已驯服的老虎突然野性大发，把他扑在身下。等太监冒死把他救出来时，他的胳膊、大腿上已经被抓伤了好几处，伤口鲜血淋漓，有一处甚至深可见骨。然而，这次历险并没有吓倒他。经过几个月的休养之后，他再进虎笼，最终把这只不听话的老虎彻底制伏了。

朱厚照身边最亲近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太监，另一类就是军人。对于太监，朱厚照亲热是亲热，但一直以家仆视之；但对于军人，他亲近之中，还包含着尊敬和欣赏。当了皇帝之后，他把那些驻守边疆的著名将军轮流召入宫中，与他们较量武艺，畅谈兵书战策。在这些将军中，最有名的是江彬。此人因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战斗英勇而得到朱厚照的赏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身上有箭痕三处，其中一处贯穿面颊，直到耳根。朱厚照和他一见如故，很快就同出同入，形影不离，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近乎哥们儿的关系，平时相处，根本不讲君臣之礼。

在各种游戏当中，朱厚照唯一乐而不疲的是领兵打仗的游戏。做太子时，他就经常把太监分成两拨，相互攻杀。做皇帝后，他的军事游戏玩得更为壮大。明代祖制，“边兵不能调内”，因为边兵粗犷难制，怕他们到了内地难以控制。可是朱厚照登基不久，就命令宣府兵和京城兵对调。因为开国日久，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京城兵身上已经没有多少兵味。只有那些饱经风霜、粗犷强悍的边兵才对朱厚照的胃口。他把这些边兵分为“侍卫上直军”和“内操军”，共计一万余人。他常常在皇城内举行大型内操，披坚执锐，指挥士兵，演习战法。皇城附近的人们经常能听到从城里传出的雄壮的喊杀声。

如果说朱厚照对皇帝职责里的什么真感兴趣的话，那就是军事了。《尚书》说：“其克诘尔戎兵。”在远古，天子的职责是“唯祭与戎”，即主持祭祀和领兵打仗。朱厚照从小踢球、射箭、骑马、打猎之所以受到孝宗皇帝的纵容，也是因为有“练习武功”这面大幌子。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志向，朱厚照的志向从来不是做守成帝王，而是做指挥千军、横扫敌阵的大将军、大元帅。从当皇帝的第一天起，他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亲率大军，征讨敌人，立下赫赫战功。

应该说，朱厚照的这一理想与大明帝国的现实有某种契合之处。蒙古人一直是明朝的主要威胁。明成祖朱棣曾经五出塞北，也未能根本解决蒙古人的威胁。明成祖死后二十多年，他的重孙明英宗就在亲征蒙古的战役中被蒙古人俘虏。在那以后，边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蒙古兵时常长驱入塞，大肆抢掠。《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十一年七月，蒙古兵又入寇白羊口，深入保安、新城一带，破城堡二十余座，杀掠三千七百四十九人，掠去牲畜两万三千五百头。这次入寇，使朱厚照决意亲征塞北，彻底打击一下蒙古势力。

应该说，正德年间也是打击蒙古势力的恰当时机。因为此时蒙古势力已经从全盛期跌落下来，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内斗之中。入寇中国的，就是其中一支在内斗中失利的部落。如果抓住这个战略机遇，狠狠打击一下蒙古骑兵，对于帝国的长治久安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他这次之所以要前往边境，就是为了有机会观察敌情，以解除蒙古势力对大明王朝安全的威胁。这个事实说明，如果事情在他的兴趣和能力范围之内，他还是愿意履行皇帝职责的。

十一

但是，和以往历次一样，群臣一致反对朱厚照的想法。

事实上，满朝大臣对朱厚照的练兵习武从来没有给予过肯定。在他们看来，守成之君和创业之君不同。守成之君的职责应该是固守祖宗基业，遵守祖宗成法，小心谨慎，保持天下在以往已经定型的轨道上安稳运转。对于已经享有一百多年长治久安的大明王朝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精力充沛对于此时的皇帝不一定是好事。所以，他们对少年皇帝的舞刀弄棒一直不以为然。而且，文官的这种态度里还包藏着集团的利益。他们认为，即使时有边患，也是枝节之事，不足大虑。治理天下的关键是宣扬圣教，使人心向化，遵规守纪，这是文臣的职责。而一旦大兴兵戈，势必导致重武轻文的局面，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反对的浪潮再次包围了朱厚照。《明武宗实录》记载，六科给事中黄钟进谏说：“臣闻控制夷狄，古有成法。况且皇帝的主要职责并不是带兵。《祖训》中说：‘后世子孙不可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蒙古人并不是心腹大患，皇帝何必自轻天子之尊，冒极大的风险，轻易出塞呢？如果皇帝万一有个意外，如何向天下万民交代？”

所以，在皇帝第一次出京的时候，朝廷迅速把消息通报给了居庸关的御史，才出现了皇帝被灰溜溜挡回来的一幕。

朱厚照并不放弃，他已经习惯了和文臣斗智斗勇。他把心腹太监叫到一起，总结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半个月之后，他们又一次出发了。

这次他们选择了半夜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出京城。出了城，他们再也不敢像上次那样优哉游哉地游山玩水了，而是策马直奔居庸关。他们早已打听好，这几天御史张钦到白羊口巡视，不在关上。朱厚照派人与居庸关分守太监刘嵩事先建立了秘密联系，做了布置。果然，当他们来到关门时，居庸关关门大开，让皇帝顺利通过。过了居庸关，皇帝下了手敕，命令随行太监谷大用把守居庸关，守关官兵一律受谷大用节制，任何官员不许出关。

朱厚照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京城中的大臣们到塞外来追他。

回头看着被甩在身后的雄关，朱厚照哈哈大笑。这显然是一次漂亮的胜利。

十二

《明武宗实录》记载，五天之后，皇帝一行来到了塞外孤城宣府。不久，从宣府传来消息说，皇帝在宣府调度部队，准备和蒙古人作战。在大家将信将疑之际，一道诏书从宣府传来：近年以来，虏酋犯顺，屡害地方。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即写各地方制敕与之，使其必扫清腥膻，靖安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