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结果证明他是清白的。虽然念一和尚打着他的旗号，但其实从来没有直接联系上他。官员们当庭让念一和尚来与朱慈焕对质，“及提先生对质，又云不相识”，证明两个人根本不认识。
朱慈焕为自己的辩护也是极为有力的。他说：“吾数十年来改易姓名，冀避祸耳……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须发皆白，乃不反于三晋变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谋反者，必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军买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于此乎？”
审问官员也觉得朱慈焕所供有理，将审问结果上报给康熙。几年前，皇帝还说过要访查一位明朝后代来当官，这个朱慈焕看起来是最佳人选，所以官员对他很礼貌，给他好吃好喝，就等着皇帝下处理决定。
不料，事实证明，康熙皇帝所说的“查访明朝后裔”，其实是叶公好龙。如今，真的“朱三太子”落网，他大喜过望。虽然康熙一生都以“宽大仁慈”闻名，对手又是一个七十五岁的手无寸铁的可怜老人，他却绝不放过。皇帝发下谕旨：“朱三即王士元，着凌迟处死。伊子……俱着立斩。”
逃亡一生，须发皆白的朱慈焕，被押上了刑场，眼看着两个儿子被斩首后，自己又被一刀刀凌迟。至此，崇祯的子孙被彻底消灭，真正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最后一个延恩侯
很少有人知道，朱元璋的一个后代在清代被封为“延恩侯”，并且一直世袭到清朝灭亡。
清朝入关之初，在如何对待明朝皇室这一敏感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聪明。李自成军曾将崇祯帝暴尸三日，引起北京士民的极大反感。而清军一入北京，多尔衮立刻为崇祯帝隆重发丧，谕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这一举动令百姓大为感动，纷纷称颂多尔衮“仁慈”，这对争取北方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亡国之主举行盛大葬礼，已属旷世之盛典，康熙皇帝又前后六次趋谒明太祖陵，并且行三跪九叩大礼，把在场的南京数万父老感动得流泪不止。江南的民心也因此得到安抚。
面子工程做得如此漂亮，但是内里，清王朝对朱元璋的子孙却毫不放过。为了防止人们拥戴朱氏后人造反，从清朝入关到康熙晚年，清政权把各地明朝数百名宗室藩王的后代诛戮殆尽，宁可错杀千人，也绝不放过一个。
到了雍正年间，天下已经彻底太平，朱元璋子孙的存在已经不构成什么威胁。雍正皇帝又想起“受命之君”应该“礼遇”前朝子孙，这样才能显示“兴灭继绝”之盛意。所以他命人在天下访一个“合格”的朱氏后代，封以高官，来显示清王朝的宽宏大量。经过几年寻找，礼部发现了一个合格人选——直隶正定知府朱之琏。朱之琏的祖父被清军俘虏，编入汉军，至他已经做了三代旗人，因为一直对大清恭顺忠诚，没有二心，所以前些年没有被杀掉。雍正大喜，遂封朱之琏为“一等延恩侯”，世袭罔替，负责祭祀明朝皇陵。天下臣民皆认为此举超越前朝，有“上古遗风”，纷纷称赞圣朝之殊仁盛德。
从朱之琏开始，直到最后一个延恩侯，总共传了十二代。这个侯爵与其他贵族不同，专靠朝廷赐给的几十顷祭田过活。他们没有根基，没有势力，为了防止人们借他的名头对清朝统治构成任何威胁，政府对他们的生活严格控制，除了春秋两季去祭扫十三陵外，不许进行任何其他社会活动。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大清王朝的一个摆设，纯粹是社会生活圈子之外的人物，过了几代之后，整个大清社会几乎都忘了他们的存在。虽然是朱元璋的后代，但是他们对保护祖陵并没有什么热情。因为所有的生活来源都是剩下的祭祀经费，所以历代延恩侯们总是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祭扫活动进行得潦草不堪。1907年，著名教育家张相文游十三陵，发现陵园十分残破，无人管理。樵夫告诉他，说有一个延恩侯负责祭扫，但这个人很不负责任，“草草将事，若儿戏然，疑非朱氏血胤也”。
清朝灭亡之后，最后一个延恩侯朱煜勋仍然靠从溥仪小朝廷领取微薄的津贴过活。张相文有一次在查阅北京市户口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延恩侯的住址，于1919年时曾和两位好友一起专门慕名去拜访他。他在《南园丛稿》的《记朱侯》中曾回忆这次拜访的经过。
他们来到东直门北小街羊管胡同延恩侯的“宅邸”，发现其实就是普通民居，没有任何侯府气派，“邸无门额，类寻常百姓”。可见清政府对这个“侯爷”的重视程度。进了他家门，发现一家上下是旗人装束。书房桌子上摆着的几本书，“皆市井所传《玉匣记》《七侠五义》等也”，显示着这位侯爷的文化水平和精神追求。
这位侯爷“年可三十余，状貌粗肥，面带酒肉气”，长得和朱元璋一点儿也不像。见礼寒暄之后，侯爷以为他们是民国政府派来的官员，立刻和他们探讨能不能把十三陵土地出租，让政府开辟成公园，他好用这个钱养家致富。三人一听，觉得这个人粗俗不堪，没什么共同语言，遂告辞而出。从这则记载来看，延恩侯的生活远谈不上养尊处优，仅能保持在小康市民的水平。
延恩侯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是在1924年。原来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偶然在故纸堆中发现清代还有过一个这样的侯爵，遂起了好奇心，建议溥仪召见一次，看看这个朱元璋的子孙长得什么样。1924年9月7日，大明王朝的最后子孙与大清王朝的最后继承人在紫禁城见面了。这一年延恩侯已经四十多岁了，庄士敦记载他圆脸膛，身材魁梧，看上去憨厚老实，但显然文化程度不高。侯爷告诉庄士敦，他有两个小儿子，一个九岁，一个四岁。因为溥仪小朝廷津贴发放不及时，延恩侯已经彻底失掉“侯爷”的架子，现在生活已经十分困窘，甚至连官服也早就卖了。他说：“我外面穿戴的这套官服，是为这次谒见特地借来的。”他掀起长袍，让庄士敦看他里面的破烂衣服，说：“我这套衣服今晚就得还给人家。”几日后，庄士敦派仆人给延恩侯送了些礼物，仆人回来汇报，说延恩侯家确实已经非常穷困，几间房子已经东倒西歪了。
在这次召见之后不久，溥仪就被赶出了故宫，惶惶逃往天津，“陷入隐姓埋名和贫困潦倒的境地”，无力再顾及这个大清王朝的旧摆设，最后一个延恩侯从此也就在历史上消失，不知所终了。
第七章
永历：生为猎物
逃难
一
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十九，朱由榔在北京桂王府里出生那一刻，掌事房太监为朱由榔开列的衣被清单如下：春绸小袄二十七件，白纺丝小衫四件，白纺丝小带四条，锦丝红肚兜四个，潞绸小被十八床，高丽布褥十床，蓝扣布褥一床，蓝高丽布挡头长褥一床，白高丽布挖单三十三个，白漂布挖单三块，蓝素缎挡头两块，石青素缎挖单一块，红青纱挖单一块，蓝扣布挖单十块，白漂布小挖单二十六块……
无论如何，为一个新生儿准备这么多衣服被褥都大大超出了实际需要。除了毫无必要的浪费，明代的中国人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证明新生儿的地位高贵。怎么样来说明他血脉的不凡呢？三年前去世的神宗皇帝是他的亲祖父，当今皇帝天启和不久后继任的皇帝崇祯都是他的亲叔伯哥哥。天潢贵胄，支脉显赫。在朱明家族的血统树上，这是高居树端的为数不多的最高贵的几颗果实之一。为了迎接这个小王子的出生，桂王府里已经忙乱几个月了。这种用物质来把“幸福”数字化的做法，正是朱元璋的“祖制”。
二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臣民最残酷而对子孙最慈祥的帝王。
在北京王府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初五年之后，朱由榔随父亲桂王到湖南“就国”。十八岁以前，朱由榔一直平静地生活在雄伟壮丽的衡阳王府。朱元璋的“祖制”，为桂王府的生活提供了极为坚实的物质保障。
朱元璋规定，分封到各地的王爷有权挑选当地最好的土地。因此，大明天下最膏腴的田地都归各地王府所有。桂王一到湖南，朝廷就在衡阳划出三万顷土地，作为庄田。
王府中的每位正式成员，都享受着丰厚的国家俸禄。为了让后代充分享受幸福，朱元璋规定皇族所有消费需要都由政府承担。
在保证了后代的物质生活之外，朱元璋还花了整整六年时间，七次删改，用曹雪芹写大半部《红楼梦》的心血，写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训》的书，专门献给他亲爱的子孙。在这本书里，朱元璋替子孙后代考虑到了几乎所有问题。从“如何行政”、“如何执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皇族间如何行礼”等生活细节，规定之详尽、繁琐，可谓登峰造极。他亲自规定亲王出行时，都要带些什么东西：交椅一把，脚踏一个，水罐一个，水盆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拂子两把……也就是说，明朝宗室亲王，已经“幸福”到了出生时不用携带大脑的程度。
三
朱由榔的性格有点像女孩。
桂王性格淡泊，凡事都是由性格强硬的王妃主持。
朱由榔的一生都是被王妃安排好了的。一生下来，他就被安排的十几个保姆和太监侍候。从小到大，在群星捧月中被呵护着长大，从来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舞过枪弄过棒，一根寒毛也没有被碰过。在温室雨露的滋养下，他养成了几分女孩气质，说话和声细语。八岁那年，他被安排开蒙读了书。王妃屡次三番派人传谕老师，不可太严格了，恐累着或者吓着孩子，反正也用不着去考进士。所以，读了十几年书，四书五经一本也背不下来。不过比起别的王公子弟来，朱由榔已经是太“出类拔萃”了。是啊，明代王族子弟，肯读书识字的极少，他们的正务是纵酒听戏、强抢民女。而朱由榔在王妃的严厉管教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饲养金鱼是他最大的爱好。
十岁那年，他按惯例被封为郡王，号永明王，这是帝国内仅次于亲王的第二等爵位。十八岁那年，他被安排与大家闺秀王氏成婚。虽然已经是成年人了，可是他的一切衣食起居仍然都由母亲安排。他被安排每天起来到各处请安，按早晚每天换三套衣服，坐享每顿饭二十四道菜、每月二百两银子零花钱的“幸福”。
上天还给了他十分英俊的外表。他长相俊美，文质彬彬，性格稳重柔和，举止玉树临风。在母亲的教导下，他待人接物，十分礼貌。大家都知道桂王有一个知书识礼、玉质温粹、聪明特达的好儿子。人们见了桂王，总要说上一句：“王爷，你好福气啊！”
然而，这样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叫作幸福，朱由榔不知道。正如你问他爱不爱自己的妃子，他没有答案一样。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知道，上天安排给他的任务就是享用尽可能多的醇酒妇人，生尽可能多的孩子，正像大明二百年间的所有皇族一样。
确实，如果历史之流不起波澜，他的一生都将像贾宝玉向往的富贵闲人那样平安度过。然而，很不幸，他的生命中注定要遇到这场天地大变局。
四
崇祯三年（1630年），也就是朱由榔开始启蒙读书的八岁那年起，他就经常听家里大人提起两个字——流贼。从大人们脸上的表情，他知道这一定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东西。
崇祯十四年（1641年）起，“流贼”势力忽然井喷，纵横天下，如入无人之境。各地皇族都遭到屠戮。
在众多消息中，最让桂王府惊恐的是这样一个消息：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桂王的同胞哥哥福王朱常洵被抓获。李自成杀掉福王，命人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消息传来，桂王与其寡母赵太妃当即病倒，赵太妃于两个月后去世。桂王则从此落下一个病根——不能提“贼”、“寇”、“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字眼，否则就浑身出汗，神志不清。
五
按理说，桂王一家算不上“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一类。自从就藩到湖南开始，湖南地方官民就觉得，这一家王爷很好打交道。事实上，桂王朱常瀛是出了名的“老实”王爷，生来老实内向，自小胆小怕事。万历朝轰轰烈烈的皇储之争没他什么事，东林党人和郑贵妃数十年的政治斗争反倒吓坏了他。他在宫中一贯遵章守法，就藩之后，也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吃朝廷俸禄，从来没像别的不安分的藩王那样琢磨着要什么特权，搞什么第三产业，从不和地方官来往，更没有什么欺压百姓的劣迹。所以在天下亲王之中，“独以安靖闻”。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帝命官员考察各地藩王的遵章守纪情况，考察大臣“俱以王贤报命”，桂王的贤名因此也远近闻名，被树成各地藩王学习的榜样。
然而，这种“贤名”并不能保证他在玉石俱焚中的安全，农民军没有判断王爷贤或者不贤的兴趣。
崇祯十五年（1642年）底，即朱由榔刚刚结婚后的第二年，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桂王府中的每个人都在空气中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何去何从，成了桂王全府上下的思考焦点。眼看国土一块块残破，湖南全省的陷落似乎也是不久的事了。按理说，趁早远避他省是最明智的选择。然而，桂王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拖延不决”，缺乏决断能力。亲王搬家可不是小事，这数千人要走，要事先联系好投奔地，要与地方官打招呼，要计划行程，要准备车马饮食……总之，千头万绪，一想起来就头大。桂王平日不理家事，最厌俗务，一切日常起居都任由正妃王氏安排。所以管家把这些情况向他禀明，他却一再表示再等等、再看看。在他看来，衡阳毕竟地处偏远，也许张献忠没兴趣到这里来转一圈。
所以，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突袭衡阳的时候，桂王府里还一无所备。仓促之中，二十一岁的朱由榔跟着父亲和三哥朱由楥缒城而下，在农民军的间隙中侥幸逃生。然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桂王世子以及二王子均在逃亡路上被张献忠军擒获，折磨数日后剜心而死。五王子、六王子也在乱军之中失踪，从此再无消息。至于桂王府的庞大家财，自然在抢劫之后又被付之一炬。
逃出城外后，朱由榔和父亲及三哥朱由楥化装成老百姓。这一段逃难生活成了朱由榔人生记忆中最不堪回首的片段。从湖南到广西的路上，他们在满是鸡屎味的运活鸡的货船舱里藏了七天七夜。从来没有走出过王府之外的朱由榔从来没想到人世间还会有这样的生活。等从船里出来的时候，王爷们的鼻孔里已经满是鸡绒，神志恍惚，分不清东南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