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在《王莽新传》描述，在王莽的货币体系中，有大钱，有壮钱，还有幼钱、幺钱、小钱。他给钱币组织了一个家庭，排了辈分。除了钱，还有布，布的家族关系更复杂，有幺布、幼布、厚布、差布、中布、壮布、弟布、次布、大布。按照上古的制度，乌龟壳、贝壳也都成了货币。此外，还有货布、货泉、契刀、错刀、宝货。

一个大布值十个小布，一个小布值两个大钱，一个大钱值五十个小钱。一个乌龟壳值十个贝壳，一个贝壳值半个大布。一个错刀值十个契刀，一个契刀值十个大钱。一个货布值两个半货泉……如果去请一位现在的经济学家，让他算算一个货泉值多少幼布，保管他算上一个上午也算不出来。

老百姓没有上古时那么聪明，自然更是算不出来，私下里还是用汉朝的五铢钱交易，被抓住了，就要被流放，罪名是“扰乱币值罪”。

十九

天下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是汉朝皇帝在台上胡作非为，他们还可以原谅，毕竟汉朝的天下是人家刘邦提着脑袋打下来的。而王莽凭什么这么胡闹，他忘了他是大伙儿推选上去的吗？

于是，在各地豪强大户的鼓动下，人民揭竿而起。大新王朝一下子岌岌可危了。

天凤四年（公元17年），山东吕母起义，很快发展成为数万人。

同年，河南南阳王匡、王凤发动绿林军起义。王莽数次派兵围剿，效果不大。

汉宗室贵族刘玄、刘演、刘秀等纷纷投身起义军中。

天凤五年（公元18年），山东人樊崇发动了赤眉军起义。

豪强大户在汉朝社会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从汉初到王莽时代，刘汉宗室人口已经繁衍到十万之众。他们累代豪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根深蒂固，占有的土地和控制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许多豪族都广蓄宾客，拥有庞大的私家武装。得罪他们，实在是不明智的事，即使你拥有再多道义上的优势。有人统计过，新汉之际，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占百分之二十九，而豪强大姓占百分之七十一。可见，新汉之争，主要是社会上层因利益调整而导致的内部斗争。

王莽并不在意。他顺利即位，充分说明了上天对他的信任。上天既然选择了他，他又这样兢兢业业、克己复礼，上天没有理由对他不满。不过，各地的起义军毕竟干扰了他的思路，让他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应付一下。

王莽自有王莽的做法。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各地的“奇人异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热衷于和他们探讨上天的心思。一个据说能通神的儒学大师被他请来，大师望天祷告半天，说，如果造一个“威斗”，就可以克住反叛势力。

王莽命人以五色药石与铜合金，铸造了一个长二尺五寸，状如北斗一样的威斗，从此，这个威斗与王莽形影不离。每次出行，都有一个司命背负威斗在他车驾的前面行走。在宫中，也必须时刻有一个司命秉威斗站立在他的身边。这个威斗的把随着时辰变化不断旋转方向，王莽的座位也就时时随着转动。

很显然，过度的脑力劳动，过分的自我克制，毫无限制的权力，以及老年人格改变，让王莽的大脑有点不清醒了。威斗并没有发挥作用，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经师们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颁布新历法。王莽命令太史令推算出三万六千年的历法，决定每六年改元一次，据说这样就可以使“群盗消解”。

二十

当然，王莽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指挥军队上面。可是这好像不是他的长项，他所信任的那些熟读兵书战策、据说精通六十三家兵法的大将似乎也不比那些草莽之徒高明。到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经过几年的东征西讨，王莽的领土日渐萎缩，全国五分之四的土地都已落入叛军手中。这个时候，王莽才真正着急起来，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成天地看各地报上来的军报。

新莽地皇四年，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征讨昆阳。王邑集结四十万重兵从洛阳出发，旌旗蔽天、辎重盖地，据说还带了一大群虎豹、大象、犀牛等猛兽，以期获奇兵之效。然而这支大军在昆阳城下受到刘秀的三千敢死队袭击后，居然兵败如山倒，各不相顾，人马互踏，死者枕藉。四十万最精锐的新朝官兵，被一举消灭，王莽失去了基本的军事力量。

恐慌像蛇一样悄悄地爬上了王莽的心头。他弄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他。难道他的所作所为，还不够模范吗？虽然做了皇帝，可是他不好女色，不好享受，每天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这个帝国，从古至今，做皇帝做到他这个程度，应该是无可挑剔了吧，可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王莽感到非常委屈。八月二十，他率领群臣来到长安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在典礼上，王莽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他边哭边叙述他做皇帝的始末，质问上天，他做错了什么？《汉书·王莽传》记载，在高高的祭坛上，王莽仰首苍天，悲凉地哭喊：“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喊罢，六十八岁的老翁王莽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灰蒙蒙的天空看上去那样高远宁静，一丝丝微风不断地从祭坛上掠过。

王莽派出的军队越来越多地倒戈，到后来干脆一出京城，就举起了白旗。

被天意弄得摸不着头脑的王莽终于开始向现实妥协。他匆匆下令，暂缓均分土地，开禁奴隶买卖。对于私铸钱币和“扰乱币值”的，也不再处死流放，改为没入官府为奴和罚做苦工一年。

然而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十月初一，起义军进城。十月初二，攻陷长安。十月初三早晨，长安城内到处燃起大火，烈焰熏天，长烟遍地。王莽的卫队在宫门毫无希望地做着最后的搏斗。

王莽戴上了纯金的平天冠，穿上了即位时那件华丽的龙袍，站在未央宫前的广场上，脚上的鞋却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司命手捧威斗，不断地报着时刻，王莽随着威斗的转动，按时改变自己站立的方向。

皇宫内突然起火了，后宫许多宫殿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势迅速向未央宫扑来。还有一百多名忠诚的官员死死守护在王莽的身边。离他最近的，是前卖饼汉子，现崇新公王盛。这些年来，王盛的模样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胖了、白了，一举一动，有了贵族气派。只是，此时此刻，面对噼啪作响的火蛇，他的眼里又流露出那天早上在自己家门口遇见官员时的惶恐。在烈焰和喊杀声中，群臣劝王莽立刻离开这里，王莽目光迷离，厌恶地望着这些慌乱的大臣，歇斯底里地大喊道：“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喊声刚落，未央宫院门轰然崩塌，烟尘四起，起义军如潮水一拥而入。王莽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一个军官杀到了王莽身边，举剑向王莽的胸膛刺来。这时，已经身负重伤的王盛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扑到王莽身上。

王盛的一扑使王莽的生命延长了半分钟。半分钟之后，王莽的头被切了下来，花白的胡须染满了鲜血。如狼似虎的起义军欢呼着扑上来，一会儿工夫，王莽的尸体被砍成了碎块。

二十一

王莽的头颅被悬挂在城楼上，几个时辰之后，就被人们取了下来。人们把这个头颅当成了球，每个人都争着上前踢上一脚，不久就踢得稀烂。有人把王莽的舌头从口中剜出来，剁碎后分着吃了。似乎只有这样的举动，才能解除人们内心的痛恨。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个人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人，就是他，试图剥夺他们的土地，并把他们关进监狱。

他们还告诉孩子，最大的罪恶是篡逆，而这个人就是最丑恶的篡逆者。他们搜肠刮肚，在公开场合，寻找出最恶毒的词语来咒骂这个人。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让自己忘记，当初正是他们把这个人送上了皇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篡逆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

后记

我每天打开e-mail信箱的时候，里面几乎都有读者的来信。他们多半是表示对我的鼓励，也有人希望和我探讨一些历史问题，还有的主动给我寄来各种资料，认为我也许用得上。当然，他们都是普通读者，其中的大部分人在读我的作品前，很少甚至没有读过历史类书籍，没想到历史这么有意思。

这些读者的存在，对我绝非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在我下笔写每个字的时候，头脑中都萦绕着他们的影子。忝列“非专业历史写作者”序列中，我十分看重读者群中的这些普通读者。

毫无疑问，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里包括历史。因为历史是如此好玩，又如此有用。

然而，在大众历史热出现前，真正的历史，对中国普通读者来说是不存在的。对古人来说，历史由两类构成：一类是“二十四史”之类的帝王家谱，另一类是由忠奸斗争构成的评书演义。进入现代，历史的内容丰富了一些，不过仍然与真正的历史不搭界。对我们来说，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以下三种东西：一种是帮助人分辨正确和错误，以建立某种人生观、世界观的工具；一种是历史学家们艰深晦涩的专著；还有一种是影视剧中与真实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戏说。

因此，大众历史热的兴起，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件毋庸置疑的好事。这使得几千年来，普通读者首次读到某些真实的历史。换句话说，大众首次得到了历史写作者的尊重。

大众历史热的兴起，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写史者大多是我这样的非历史专业写作者。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们的工作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这为非历史专业写作者提供了机会。这些写史者的兴趣结构和普通读者相近；与历史学家们的见怪不怪、毫无感觉比起来，他们有更大的热情、兴趣和浓厚的好奇心，见了什么都要“大呼小叫”、啧啧称奇。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打破冰冷史料、艰深论文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障碍，把历史这个本来就极其有意思的科目讲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就像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所说的，使“历史比小说更有趣”。

不过，在把历史讲得好玩之外，我还有更大的“野心”。我认为，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反思”。这种“史识”不是指史书中那些可以供我们“经世济用”的“权谋”、“方略”、“管理之道”，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永远不要低估读者的需求品位，特别是不要低估这种需求的意义。历史是记忆，更是反思，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与当下结合起来，历史才真正有意义，因为通过了解祖先，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此时的坐标。这不仅仅是“食肉者谋”的事，因为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的幸福时代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有责任思考范围更广阔的事情。

书香门第【春风拂槛露华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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