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那些年》这部电影，苏未济突然考虑到，自己有系统这个大杀器可以完整呈现一部文艺作品——

那么，我只需要花费11点的低调值，不是可以把这一部电影完完整整的给抄出来吗？

只是不知道到时候给的形式是什么样子的，是画面，还是直接给剧本。

宋婧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医生的失败。最终把作祟的“鬼”击败的，是对患者这种内心活动过程进行的分析工作。

使问题复杂化的是，患者越是屈从于他的理想化意象对他的苛刻要求，他便越把这种屈从外化。他会急于做到心理医生——或者别的什么人——所期望于他的，或他自以为是他们期望于他的一切。他会表现得柔顺可欺，但同时又不断积累着对此“束缚”的怨愤，结果他会最终认为每个人都处于支配他的地位，因而变得怨恨一切。

那么，一个人把内心的束缚外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这是因为，他认为只要他相信压力来自外部，他就能够奋起反抗，即使只是做一种思想上的保留。同样，他既然认为限制是外在强加的，自己就能设法避免，这可以维持一种自由的幻觉。但是有意义的是上边所提到的因素：承认内心的束缚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那种理想化意象，从而引出许多麻烦。

这种内心压力是否表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为生理症状，倒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个人的印象是，它与哮喘、高血压、便秘有关，但我这方面的经验甚少。接下来的问题是讨论各种各样被患者加以外化的属性，这些属性与患者的理想化意象形成了对照。总的说来，这些属性的外化是通过投射而实现的。即是说，患者觉得是他人的属性，或觉得是因为他人才有此属性，这两种表现不一定一同出现。在下边所举的例子里，我们将不得不重复一些已经提到过的事情，有些事也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些实例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投射的意义。

某a是好酒贪杯之徒，总抱怨他的情人对他关心体贴不够。就我所知，这种抱怨是不成立的，至少情况不像某a所认为的那么严重。某a本人具有旁观者一看便知的冲突性格：一方面他屈从迁就，脾气温和，宽宏大量；另一方面，又气势逼人，发号施令，待人苛刻。于是，这就发生了攻击趋势的投射现象。但他这投射有何必要？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攻击倾向只是强力人格的自然成分，不过，这一理想意象中最突出的品质是善良——他认为自圣·弗兰西斯27以来还没有哪一个人比他更有德行，自己是第二个理想的朋友。这种投射是不是为了巩固理想化意象？当然是的。但这种投射也保证了他实现自己的攻击倾向而又无须认识到这点，从而避免了面对冲突。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处于进退维谷境地的人。他不能摒弃自己的攻击倾向，因为它是强迫性的，他是身不由己的，但他也不能放弃理想化意象，因为它保障他不致分裂，投射作用便是无路中之路。于是，这种投射作用代表了一种无意识的二重性：它既保证了他的攻击性要求，也维持了一个理想朋友的必需品质。

这个病人还怀疑他的情人对他不忠，这是毫无根据的怀疑——她对他的爱几乎带有母爱的色彩。事实上，他自己倒有偷情弄奸的嗜好，只是秘而不宣。这里，我们可以认为是由于他以己度人而产生了一种报复性畏惧，所以他必然需要找到理由为自我辩护。我们即使考虑到一种可能的同性恋倾向，也还无助于说明问题，问题的线索还是在他对自己的不忠所持的特殊态度。他自己的偷情并不是被遗忘了，只是不存留在意识表面。那些体验不再是活生生的印象，相反，对情人的所谓不忠，他倒是铭记于心。这里发生的便是他自身体验的外化，其作用和前边所说的例子一样，都使他既可以维持理想化意象，又可以为所欲为。

政治团体以及各种行业之间的权力斗争，可以作为第二个例子。钩心斗角常常出于有意识地削弱对手、巩固自己的企图，但也可能产生于一种无意识的、类似上边所列举的那种两难心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争夺优势的行为也就是无意识的二重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使得我们既可以在争斗中运用阴谋诡，又不用担心我们的理想化形象受到玷污。而同时它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可以将对自己的恼怒和轻视倾泻到他人头上去，当然更令人满意的是，倾泻到我们想首先击败的对手头上。

作为归纳，我想指出一种常见的方式，通过它，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推卸到他人头上了，尽管他人并没有我们的毛病。许多病人一旦经医生诱导而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毫不加考虑地马上把问题的根源归咎到童年时代。他们会说，他们现在对束缚很敏感，是因为那时他们的母亲很专横；他们现在很容易感到屈辱，是因为童年时受过屈辱；他们的报复性来源于幼时的伤害；他们内向脱群，是因为幼时很少得到理解；他们对性的拘谨态度是因为从小受清教徒熏陶，等等。我这里指出的，不是那种医生与病人同心协力、认真考虑病人幼时所受的各种影响，而是指那种过分专注对幼时影响的分析。这种专注的结果是一事无成，只做原地踏步的循环，对目前作用于病人的各种因素却缺乏探索的兴趣。

由于弗洛伊德对遗传性的过分强调支持着病人的这种看法，我们应该仔细检验一下这当中真理与谬误所占的比例。的确，病人的神经症趋势始于儿童时代，他所能提供的线索都关系到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