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莫角山台地之上的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3处建筑基址并未展现出“居中”的意识，其功能目前尚未得知。由此还可看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经典手法“中轴对称”即“中轴线”在此时此处尚未出现。

与此同时，若以外围水利系统当年可能蓄水的水位线高度10米为界，进行历史水位的复原分析，可发现整个良渚古城遗址仅存莫角山台地（含皇坟山台地）与雉山、凤山和前山3处自然山体没有被淹没，且台地的矩形边界显现得更为规整，位置基本位于大遮山与大雄山之间。可见莫角山台地的高度规模与防备水患的实用功能存在关联。

四、城市外围的大型水利系统：适应湿地生存环境的伟大创造

依据近年最新的考古测年发现，良渚先民在选择城的建造之前，就开始兴建大规模的水资源管理工程，并在整个建城过程中继续推进这一浩大的工程。留存至今的遗址不仅揭示了堪称人类早期水资源管理工程的规模和营建技术，而且也揭示了水资源管理与城市文明和早期国家之间的不可分割的重大关联。一是修建时间早。修建于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改写了我国和世界的水利发展史。二是工程规模巨大。整个水利系统的现存堆筑土方量达288万方，控制范围达100多平方公里，与世界同时期的水利工程相比规模罕见。三是具有多种功能。该水利系统具有防洪、蓄水、灌溉、水运等功能，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多功能综合工程技术。四是符合科学原理。在坝址选择、地基处理、坝料选材、填筑工艺、结构设计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水资源管理对于城市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大多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重大关联，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水太少，即气候干旱而引发的水利灌溉工程，在世界文明史上此类为多数；一类是因为水太多，即洪涝水患而引发的治水工程，中华文明当属此类，良渚古城遗址可谓典型案例。与大多数案例表现为大型灌溉工程促成早期国家的案例不同，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古城遗址揭示了在长江文明促成早期国家兴起的水资源管理主题更多的是防治水患；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水利系统工程与城址几乎同时兴建的时序关系，展现了水资源管理与城市文明兴起的典型范例。

综上所述，在对待“城”与“水”的关系上，特别是以完整留存至今、功能复杂、世界同期罕见的大型水利系统，充分展现出良渚先民在处理人地关系方面的创造性和科学性，是东亚地区人类早期开发利用湿地的杰出范例。也再一次见证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水资源管理与城市文明和早期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重大关联。

五、内外城垣的“水城”特征：湿地营城的建造技术

根据环境考古研究的成果，在约距今7000-6000年前后，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江苏东部开始发生大规模海侵。而在距今4300-3600年间，良渚遗址所在区域又发生持续降水引发的洪水。良渚文化时期为距今5300-4300年，正处在这两期水患之间，良渚先民选择在山地丘陵的边缘地带兴建都城，并先于城市启动外围水利系统的修建，应当与水患的关系不可分割。可以说，良渚古城是因水患而兴、因水患而亡。

良渚古城遗址以其山环水抱的选址特征、内外环通的水网交通、四通八达的水门设置、因地制宜的垫石堆筑营城技术、护坡堆垄的台地营造、临水而居的水乡遗迹，以及对自然地形地貌的巧妙利用等筑城技术，展现出一整套适于湿地的“水城”营造技术，展现了东亚稻作农业地区人类早期湿地开发的聚落范例。

分布于内城之外的诸多条状台地，基本都属于人工建造的居住用地，如美人地、卞家山等，这些聚落基址均采取了独特的台地营建技术与工艺，包括铺设垫木并以木板护岸、使用木桩基础建造码头的工程技术，由此在河网平原的湿地环境中，开发出可供人们居住生活的人造场地，形成了临水而居的水乡景观，揭示了我国江南地区早期湿地开发为聚落用地的创造性技能，并与传衍至今的江南水乡景观存在着渊源关联。

综上所述，良渚社会作为长江流域在文明进程中快速发展的区域性早期国家，不仅在统治者使用的宫殿区具有神、王的活动功能并存于同一空间场所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在城市遗址的平面布局上呈现出一种明显设计的、特别规整的空间形式——以宫殿区的“方”与内、外城的“圆”组成的、具有空间层级序列的向心式三重城空间形式。

这种由宫殿区、内外和外城3项基本要素及其之间的等级关系构成的礼仪特性也具有和“玉琮”同样的“藏礼于器”的含义——即经由城市空间的规划布局和大型建筑物的设计手法，进行社会等级的“秩序”建设、突显权力中心的象征意义，揭示出长江流域早期国家的城市文明所创造的规划特征，并在我国古代礼制社会的都城规划中多次出现。同时，经由gis（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对良渚遗址的空间与功能布局进行分析，首次揭示了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关系，以及“湿地营城”技术，在世界城市规划史、特别是东亚文明史上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