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南缘。目前考古工作者已经在这里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的石砌城垣，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最大的史前城址。其中，皇城台是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域，建造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900年之间。在4000年前，这座石头城中的高等级贵族就居住在这座高台之上，并可能在这里从事宗教祭祀等活动。从2016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皇城台的门址、东护墙北段上部和大台基三个区域进行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玉器、骨器、陶器、石雕及纺织品残片。2019年，发现了直径约0.5米，高度近1米的“神面纹圆型石立柱”。考古学家认为，这有可能是图腾[ 图腾：记载神的灵魂的载体，是古代原始部落迷信某种自然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等，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象征。商周时期盛行的饕餮纹是我国古代典型的图腾纹饰。 ]柱。这与在良渚遗址发现的“神人兽面纹”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南部的襄汾县陶寺乡，地处汾河岸边、临汾盆地。考古发现，这里有一处面积约2.8平方公里的城址，建造年代距今4300年至3900年。在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宫殿区、王陵区、城墙、大型礼制建筑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王权控制的大型仓储区等都城应当具备的功能区划，并在陶器上发现了原始文字。考古实证表明，4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中心。陶寺遗址的社会组织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同时，陶寺遗址大墓中出土了良渚文化中产生的、表明持有者身份的特殊器具——玉琮、玉璧，表明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的早期文明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相互学习借鉴吸收，形成了一个联系比较紧密的文化圈。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镇北的土城、芦岭、唐李、东桥四个村，地处长江中游腹地、江汉平原北部与大洪山南麓结合处的山前地带。主体位于东西两河之间，东西横跨2公里，南北纵跨4公里，总面积达8平方公里，核心区域的遗址点有40余处，年代跨度距今6000年至4000年。石家河城址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东西长近1200米，南北宽约1300米，城垣内面积约1.32平方公里，城壕内总面积达1.80平方公里。城址的城市功能已十分明确，有祭祀场所、宫殿建筑、手工作坊、墓葬场地。在石家河城址内，还有一座谭家岭古城，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东西长440米，南北宽390米，城垣内总面积0.17平方公里，城壕内总面积则达0.26平方公里。石家河遗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

以良渚古城遗址为核心的良渚遗址与上述早期城址相比，具有城址规划布局、功能形态、刻画符号、祭祀纹饰、出土器物等相似特征，但是良渚遗址的规模要大，年代更早，代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史前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因此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我国早期城址大部分位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一现象充分揭示出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与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阶段对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 的总体发展特征各自做出的贡献。在与这些城址的比较中，也突显出良渚遗址具有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建于湿地、以稻作农业为生业基础的水城特征，其堆筑的城墙、城内较为清楚的功能布局等，也是区别于其他我国早期城址的显著特点，为见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物证。

三、与世界范围内早期文明起源地的重要城市比较

在时空上，良渚遗址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化同处北纬30度附近，年代上也同是新石器时代。这些地方早在5000年前就进入了早期国家文明阶段。

从文化序列来看，苏美尔地区文化起步早，距今8500年-6000年时，苏美尔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远远高于环太湖地区，同时也高于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直至崧泽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才逐渐赶上苏美尔地区同时期的发展水平。从距今5300年前后开始，两地均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并延续发展了1000年，最后在距今4300 年前后发生断裂，文明的遗产虽然在后世得到传承，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已经消失[ 陈明辉：《苏美尔地区与环太湖地区的社会复杂化之路——兼谈苏美尔文明与良渚文明的初步对比》，《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第77-88页。]。

哈拉帕文化处于约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1500年的印度河流域。在哈拉帕文化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古城摩亨·佐达罗，以及尚未被释读的大量刻画符号。与良渚遗址一样，哈拉帕文化也有犁耕农业，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和芝麻。手工业产品主要有红陶和灰陶。据研究，哈拉帕文化的消失原因是洪水泛滥，而良渚遗址的消失原因可能是海啸引起的大洪水，水资源管理问题是哈拉帕文化和良渚遗址共同面对的挑战，这也倒逼了早期国家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综上所述，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价值突出，意义重大，因此要科学保护、合理利用良渚遗址，大力传承良渚文化，弘扬良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