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会上,辩论正在激烈进行。

只是,中国席位上,只有一名权当代表的外交官,并不见周润康的身影。在另外几个国家的席位上,也只有低级别的外交官。

这些人,全在周润康的办公室里。

在安理会,只有中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意大利的代表有常设办公室,因为只有这三个国家是常任理事国。

面对荷兰、西班牙、希腊、澳大利亚、加拿大与土耳其的代表,周润康的耐心已经用到了极限。

连夜返回上海之后,周润康就跟这几位代表通了电话。

在得到席存瑞的支持之后,周润康明确表示,只要肯在安理会表决时投支持票,中国将极为感激。

显然,赢得中国的感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十多年来,中国在外交上一直秉承一个基本原则,即有恩必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与阿根廷的关系。一九五二年,中国爆发了战后规模最大的口蹄疫,成千上万的猪、牛、羊受到感染,导致国内肉类供应严重紧缺,阿根廷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无偿为中国提供了十五万头肉牛与三十万头猪,让中国人在一九五三的春节到来时依然有足够的肉类。五年之后,阿根廷西北部地区发生超级大地震。虽然此时阿根廷已经倒向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南大西洋上最重要的盟国,但是中国依然在第一时间派出救援队。而且帮助阿根廷进行灾后重建,前后总共为阿根廷提供了近二十亿华元的无偿援助。这笔钱,在当时足够买下五十万头肉牛与一百万头猪了,相当于中国以三倍的回报来报答了阿根廷在五年前提供的援助。

可以说,获得中国的感激,意味着今后在需要的时候,肯定能得到中国的帮助。

问题是。周润康的表态,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在是否支持中国出兵干预危地马拉内战的问题上,这几个国家依然保持沉默。或者说持观望态度。

周润康别无选择,只能亮出底牌。

这就是,无论联合国安理会是否通过了军事干预提案。中国都会采取行动,只是中国单方面采取行动,意味着不再受联合国制约。

会谈的气氛很紧张,荷兰、西班牙与希腊代表都明确表示,如果中国绕过联合国,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等于置国际公理于不顾,也等于打击了联合国的威信,必然会对后世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

说白了,如果大国可以绕过联合国发起战争。那么联合国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加拿大、澳大利亚与土耳其代表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并且提到,只要中国开创了这个先河,今后将一发不可收拾。

只是,周润康并没有彻底失望。

希腊代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对危地马拉的内战的军事干预行动,是否符合人类文明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

这就是,干预本身是否有利于缓解当前的人道主义危机。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中国就有理由进行军事干预,而且也只有中国有能力在危地马拉展开军事行动。

这让周润康认识到,有机会让希腊投出最为关键的一票。

当然。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得证明军事干预的必要性,因此也就得为危地马拉的人道主义灾难提供更多的证据。

说白了,如果有更多的铁证,在舆论的压力下,其他国家也不会投反对票。

会议结束后,周润康跟席存瑞通了电话,提出了他的设想,即在安理会进行表决前获取更多有力证据。

显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对采取军事行动最为有利。

席存瑞没有耽搁时间,在跟周润康通了电话之后,就把四位参谋长请了过来。

获取证据的唯一手段,就是派遣一支特种部队进入危地马拉,找到危地马拉政府军滥杀无辜的铁证。

“舰队在上个月就已部署到位,随时可以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援。”首先表态的是海军参谋长田黛芳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