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接纳了一百五十万移民,主要是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犹太人、斯拉夫人与黑人。来自德意志的,大部分是到中国寻求更好机会的工程师、科学家与企业家。意大利人则主要来自西西里岛,而且大部分都是贫民,即为了逃避家族仇杀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犹太人主要来自法国,即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认为那些掌握着大量社会财富,牟取战争暴利的犹太人是法国战败的罪魁祸首,抛起了反犹浪潮,结果上百万犹太人不得不逃离法国,有二十多万来到中国,并且在中国定居生活。斯拉夫人则主要来自巴尔干半岛地区,特别是塞尔维亚地区,也以战争难民为主,很多斯拉夫人在逃到中国时,几乎是衣不避体。黑人主要来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移交给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法国殖民地,而且大部分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奴隶,而他们来到中国,无非是想混口饭吃。

可以说,这是自唐代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

只不过,这个“最”很快就被刷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华民主共和国迎来了建国之后的第二个移民浪潮,而且一直持续到大战结束。

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五零年之间,中国增加了差不多五百万移民。

当然,大部分移民都是在战争期间来到中国的。

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俄罗斯的战争难民,特别是从远东地区与西伯利亚地区涌入中国的难民。

此外,来自其他战败国的移民也不少。

比如,法国在战败之后,中国就收容了大约七十万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甚至专门为这些犹太人开辟了保留区。

又比如,日本在战败之后,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通过各种方式移民中国。

有趣的是,在日本移民中,大部分都是女性,而且最主要的移民方式就是嫁给中人当老婆,以此获得中国国籍。

大量涌入的移民,即带来了好处,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虽然在大战结束之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移民的管制,而且提高了移民标准,还出台政策限制移民的基本权力,比如所有移民必须在中国定居与工作七年,才能获得在中国永久定居的资格,而在此之后还要继续工作七年,即有十四年的完整纳税记录之后,才有资格成为中国公民,也就是获得选举权。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移民造成的问题,甚至没有使移民到来的速度降低。

一九六零年,中国政府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移民与移民后裔,在中国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一点四,如果把移民与移民后裔看成一个民族,那么其规模仅次于汉族与壮族。

显然,在一些保守的中国人看来,移民已经对中国的民族结构构成了威胁。

要知道,在中华民主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汉族在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七,而到一九六零年的时候,已经将到了百分之九十一。虽然汉族依然是主体民族,而且很多少数民族很难与汉族划清界线,在官方承认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绝大部分都没有自己的语言与文字,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汉族是没有差别的。但是众多的海外移民,已经对汉族的主体地位构成了威胁。

当然,在一九六零年,这中担忧显然是杞人忧天。

要知道,即便再过一个世纪,汉族也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在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依然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问题是,外来移民确实在争夺原本属于本土居民的劳动机会。

来自欧洲的移民在高技术领域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犹太人则在金融、贸易等领域获得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而黑人更愿意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对薪酬的要求更低,让很多本土劳动者丢掉了饭碗。

显然,这不可避免的引发了排外情绪。

在一九五二年,国民议会就通过了《移民法》,大幅度提高了移民门槛,并且对移民的政治权利做了严格限制。

当然,既然有排外,也就有与之对立的社会力量。

这一点,在国民议会内体现得极为明确。

一九五四年,国民议会通过了《移民法》第一修正案,对该法案中几条不合理的条款做了修改,承认了外来移民在中国获得劳动机会的合法性,并且首次明确了保护外来移民劳动权力、劳动所得的必要性。

从根本上讲,中国需要移民,而不是排挤移民。

原因很简单,中国的人口数量不算多。

一九六零年,中国的人口总量为四点七亿,而以中国的国土面积,以及迅猛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即便人口增加百分之五十,也未必充足。要知道,中国在大战之后,收回了被沙俄侵吞的领土,平定了外蒙古地区的叛乱,还获得了琉球群岛、马里亚纳群岛、所罗门群岛与新喀里多尼亚等多处地区的委任统治权,国土面积超过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

更重要的是,移民确确实实的为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