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来，良渚遗址考古发现成果层出不穷，高潮迭起。王陵、贵族墓葬、祭坛、宫殿台基、聚落、城墙、作坊、水利工程遗址等遗迹和玉器、陶器、漆器、木器、石器、稻米、骨骼等遗物的陆续发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神与王的国度、水与人的家园”的生动画卷。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存在过一个权力与信仰统一的神王之国——良渚古国。她是中华大地上中国之前最早的国家，是我国早期文明阶段的重要代表。
一、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史
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史分为四个阶段：良渚遗址点考古、良渚遗址群考古、都邑考古、良渚古国考古。
（一）良渚遗址点考古（1936-1985年）
良渚遗址的发现：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青年职员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杭州良渚一带先后发掘了棋盘坟、横圩里、荀山东麓等6处遗址，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并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10余处遗址。在此基础上，施昕更先生撰写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论证了良渚遗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揭开了良渚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第一页。同时，何天行先生也为良渚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37年4月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该书被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第一种”，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评价，蔡元培先生为其题写了书名。
良渚文化的命名：1959年12月26日，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我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他把这种发现于良渚、遍布于长江以南太湖流域、以黑陶为主要代表的古文化，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
1949-1978年，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由西湖博物馆（后更名为浙江省博物馆）承担。这期间的考古发掘工作比较少，出土遗物不多。主要包括1955年长坟遗址和1963年苏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
1981年，在浙江余杭吴家埠遗址第一文化层发掘19座良渚文化墓葬，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堆积与墓地。
1982年初，对良渚遗址进行考古调查；1984年和1985年，为配合基建工程，对荀山等遗址点进行考古发掘。至此，考古工作者共发现良渚遗址30余处；对良渚遗址的分布情况有了基本了解，但良渚遗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尚未被认识。
（二）良渚遗址群考古（1986-2006年）
1986年5-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反山遗址，发现大型墓葬11座，出土玉器1200余件（组），首次发现良渚文化部族“显贵者”专用墓地，其中12号墓出土了器形与纹样最为经典的“玉琮王”和“玉钺王”。第一次发现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以及玉钺与柄上的冒镦玉饰关系，这是考古发掘的重大突破。因此，反山遗址被称为“良渚文化王陵”。
1987年5-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瑶山遗址。发现了1座祭坛和13座大型贵族墓葬，出土玉器600余件（组）。反山遗址和瑶山遗址入选“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87年、1992年至199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局部发掘莫角山台地，确定了莫角山遗址的性质和地位；2010至2016年，莫角山台地得到了持续七年的全面考古发掘，确定了围沟、房基、沙土广场等大型遗迹的分布情况，以及宫殿台基的范围、结构和堆筑过程。1993年，“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遗址大型建筑基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6年，莫角山遗址入选“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0年1-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汇观山遗址。汇观山遗址首次证明良渚文化的祭坛为呈阶梯状的立体结构。1991年，汇观山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6年，良渚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勘探了内城外西南部，确认了文家山遗址以及其他一些同期遗存，之后进行了考古发掘。文家山显贵者墓葬遗址时间跨良渚文化早、中、晚三期，是良渚文化历史分期的重要研究资料。
2002年9月和2003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良渚遗址分布区南侧的卞家山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卞家山遗址是一处横跨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600余年，既拥有墓地与居址等丰富遗迹，又具有独特风格的良渚文化时期珍贵遗存，对研究良渚文化晚期的社会面貌、自然环境、生产生活，以及良渚文化的去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5年4-7月、9-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卞家山遗址进行第三次和第四次考古发掘。
（三）都邑考古（2007-2014年）
2007年11月，在良渚文化核心区域——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发现总面积约为2.9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发现的同时代我国最大的城址。2007-2014年，经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和确认了内城的四面城墙和9座城门。2007年，良渚古城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8-201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勘探了良渚古城城外的其他台地，发现和发掘了美人地台地、扁担山台地，并确认上述台地与2003-2005年发掘的卞家山遗址等居址、作坊和墓葬区，共同构成了良渚古城的外城。
2009-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了老虎岭遗址、岗公岭遗址等水利工程遗址，确认它们与1996-2002年发掘的塘山遗址，同属于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2013年8月23日，在“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开幕式上，“寻找消失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新发现”高票入选“2011-2012世界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以良渚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入选“2011-2012年9项世界重大考古研究成果”。这一事件标志着良渚古城遗址的重大价值开始获得国际考古界的公认。
（四）良渚古国考古（2015年至今）
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钟家港古河道被发掘清理，其年代、淤积过程以及河道两岸遗址的功能被初步确认。
2015年11月-2016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姜家山遗址，发现贵族墓葬14座。
2016年5月，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9年10月，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良渚遗址的主要遗存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命名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存分布数量最集中、规模最大的中心片区，它所反映出的考古文化内涵代表了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发展的最高成就，是良渚文化繁荣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遗址的核心，它包括城址区、瑶山遗址区、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和出土器物等遗存。它的建设顺序是距今5000年前，首先建设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莫角山宫殿群和反山“王陵”，距今4800年左右，建造良渚古城内城城墙，最后建造良渚古城外城。因此，良渚古城的规划设计可谓百年大计。其规划视野之宏大，建造技术之科学，令人叹为观止。
（一）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
良渚古城选址于大雄山与大遮山两山之间的河网平原上，海拔约3-15米。城址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910米，东西宽约1770米，总面积6.31平方公里，正南北方向。城垣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分别与自然山体雉山与凤山连接。城垣底部宽约40-60米、最宽处可达100多米，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其上以较纯净、坚硬的黄色粘土堆筑而成，部分地段露出地表，残高约4米。城垣内外均有环通的河网水系，至今还保留有若干局部水面；只有长命港仍为活水，经良渚古城南水门遗址进、东水门遗址出，向西与现代水系贯通，是连接良渚古城内外水系的主要河段。
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整体格局分为四部分：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古河道。城址区自内而外形成向心式三重结构，古河道贯穿其间。据碳14测年结果，城址区的营建高峰期约为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850年，约连续使用至公元前2300年，属于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晚段。
1.宫殿区
宫殿区位于城址中央，地势最为高敞，遗存面积0.39平方公里，包括大型人工台地莫角山（又名古尚顶）及其南侧的皇坟山台地、池中寺台地。
（1）莫角山台地。莫角山台地位于城址中央偏北，朝向正南北，呈矩形覆斗状，四至边界清晰，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与周边稻田的相对高度9—15米，海拔高程10—18米。台地利用自然山体人工堆筑而成，底部以青淤泥为基础，其上再堆筑纯净黄土或草裹泥[ 草裹泥堆筑是良渚古城遗址台地、河岸以及外围水利系统等普遍使用的工艺，其作用与现代营建堤坝使用草袋装土类似。]。西部人工堆筑厚约2米，东部人工堆筑厚度约10-12米。莫角山台地的顶面上建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三座独立的宫殿台基，大面积沙土广场以及35座房屋基址。在莫角山台地东坡还发现有大量炭化稻谷的堆积，经分析约有稻谷2.6万斤，从而判断莫角山台地的宫殿区应建有大型粮仓。
大莫角山台基
位于莫角山台地顶面东北部，呈矩形覆斗状，台基四至边界清晰，东西长约175米，南北宽约88米，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6米，海拔高程18米，是三座宫殿台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也是城内海拔最高点。台基是与莫角山台地进行整体规划后同时修建的，在底部青淤泥基础上，铺筑一层纵横交错的方木，防止不均匀沉降，再堆筑黄土压实，人工堆筑最厚处约6.5米。台基周围有宽4—15米、深0.6—1.5米的围沟环绕。
小莫角山台基
位于莫角山台地顶面的西北部，呈矩形覆斗状，台基四至边界清晰，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40米，面积约为3500平方米，相对高度约5米，海拔高程16.3米。台基为黄土堆筑，人工堆筑最厚处约6米。小莫角山台基周围未修建围沟。
乌龟山台基
位于莫角山台地顶面的西南部，呈矩形覆斗状，台基四至边界清晰，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67米，面积约为8500平方米，相对高度约4.5米，海拔高程16.5米。台基为黄土堆筑压实，人工堆筑最厚处约7米。乌龟山台基周围未修建围沟。
沙土广场
分布在莫角山台地顶面，位于大莫角山台基西南、小莫角山南部以及乌龟山之间，四周东西长约465米、南北宽320米的范围内，平面大致呈曲尺形，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海拔高程12.2—13.2米。沙土广场是良渚古城遗址目前唯一明确的夯筑遗存，由粘土和沙土相间夯筑于青灰堆土之上，采取平夯的工艺，质地坚硬，制作考究，夯筑所用沙土主要为河沙，并掺杂泥土和石粒（泥土主要为附近山上的黄色粘土）。
房屋基址
共发现35座房屋基址，其中7座位于大莫角山台基上，4座位于小莫角山台基上，其余24座位于莫角山台地上。这些房屋基址多数正南北朝向，少数东西朝向，平面呈矩形，略高于所处地坪，由较纯净而坚硬的黄土堆筑而成，部分基址上发现有房屋建筑遗址。
（2）皇坟山台地。皇坟山台地位于莫角山台地南偏东，呈不规则曲尺形，东西长约405米，南北宽约343米，面积近8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7—15米，海拔高程11—18米。台地利用黄土堆筑压实，堆筑厚度8—10米。皇坟山台地上发现有一处名为八亩山的建筑台基，目前尚未进行考古发掘。
八亩山台基
位于皇坟山台地北部，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约187米，南北最宽处约88米，面积约为1.3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6.5米，海拔高程约18米，与大莫角山高度相当。台基为黄土堆筑压实，人工堆筑最厚处约16.5米。
（3）池中寺台地。池中寺台地位于莫角山台地南偏西，皇坟山台地西侧，呈不规则矩形，南北长约283米，南北宽约130米，面积约为3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5.2米，海拔高程10.4米。台地四周在良渚文化时期被水面环绕，形成孤岛，台地利用黄土堆筑压实，其上经考古发现有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平均堆积厚0.63米、重达20万公斤的大量炭化稻谷遗存，应为良渚最高统治者的大型粮食储备地点。
2.内城遗址
内城由城墙围合而成，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910米，东西宽约1770米，遗存面积约为2.9平方公里（含宫殿区）。以莫角山为中心，分布有墓地、居址（含手工作坊）台地等遗址。
（1）城墙
墙体建造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势夯筑而成，将雉山与凤山两座自然山体作为城墙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北城墙西端也利用了原来的黄泥山作为墙体的一部分。据碳14测年结果，内城城墙修建及延续使用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300年。
城墙现呈断续的台地状，现存北城墙长约1156米，东城墙长约1392米，南城墙长约1443米，西城墙长约1558米，周长近6000米，残存高度最高处约4米。城墙内外两侧均设有形似埠头的墩台，其中内侧24处，外侧28处。城墙上住有居民，存在大量生活垃圾。
城墙的结构分为基础和墙体两部分：
基础部分：除利用雉山、凤山、黄泥山等山体作为天然基础的部分外，其余城墙的基础均采用底部垫石的结构工艺，即在原地面上先铺设一层淤泥，其上再铺垫石块层作为基础，与塘山遗址基础结构一致。大部分石块采自良渚古城周边低山丘陵的山坡、坡脚和沟谷等地。在城墙修筑的同时，沿城墙挖凿城河，不仅提供了城墙基础层所需的淤泥，河道还发挥了运输材料的功能。
墙体部分：在自然山体或者垫石基础之上由黄色粘土分层堆筑压实而成，黄土来自城址附近的山坡或山前台地。
（2）城门
内城城墙上共有9座城门，包括8座水城门和1座陆城门。
每面城墙各有2座水城门，城内外的河道经由8座水城门连通。唯一的陆城门位于南城墙中部，由东、中、西3座独立的台基和4座门道组成。东、西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中部台基平面呈长条形，基址底部铺垫石块，其上以致密的灰褐色土、红褐色土、黑褐色土堆筑压实。4座门道分别位于城墙与陆城门三座台基之间。
（3）居址（含手工作坊）台地
以宫殿区台地为中心分布于内城，由桑树头台地、白元畈台地、钟家村台地和李家山台地等20处断续分布的台地遗址组成，分布范围面积约为123万平方米。台地平面多呈条状或不规则形，面积0.03-17.19万平方米不等，相对高度约0.6-14.6米，海拔高程4.0-12.0米之间，主要为包括手工业作坊的居住遗址。
（4）内城墓地
反山墓地。反山墓地属高等级墓地，位于内城西北部，东侧与莫角山相邻。墓地所在台地，平面略呈椭圆形，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50米，面积约为0.02平方公里，相对高度约5-6米，是一处人工特意营建的独立的高台墓地。墓葬分布面积约为300平方米。始建于约公元前3000年，沿用至良渚文化晚期。反山墓地目前已发现11座墓葬，大致按南北两排分布，等级最高的12号墓在南排居中，等级同样较高的20号墓在北排居中，而等级较低的15号墓和18号墓分布于墓地西北角，显示出一定的布局规范。反山墓地的墓坑单体面积在4.4-8平方米之间，墓向大都为南略偏西，均为竖穴土坑墓，使用葬具。出土物包括玉、石、陶、象牙、嵌玉漆器等珍贵文物1200余件（组），其中玉器占90%以上，种类丰富，制作精良，许多雕刻有精细的纹饰。反山墓地出土随葬品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制作之精，为其他良渚文化遗址所未见，是迄今所见等级最高的良渚文化墓地。
姜家山墓地。姜家山墓地是一处较高等级墓地，位于依托自然岗地人工堆筑的土台上，地处内城反山墓地南侧，莫角山台地西侧。土台的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74米，东西宽约237米，面积约为0.05平方公里，海拔14米，人工堆筑高度约2-5米，高出周围高度9米。墓葬分布面积约为260平方米。营建时间约为良渚文化中期。目前姜家山墓地经考古发现14座墓葬，大致呈三排分布。墓葬朝向主要为南向和北向，男性墓均头朝南，女性墓除7号墓外均头朝北。姜家山墓地的墓葬皆为竖穴土坑墓。男女墓葬交错分布，位于南排中央的男性墓葬1号墓是等级最高的墓葬。墓地共出土随葬品425件（组），包括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等。出土物以玉器为主，共363件（组），以单件计582件。墓地中既有高等级墓葬，也有随葬品较少的普通居民甚至小孩的墓葬，由此推测姜家山属于一处家族墓地。
（5）钟家港河道
钟家港河道南北长约1.2公里，宽约5-75米，是内城重要的人工河道。其南段从钟家村、李家山两台地间穿过。经考古发掘，发现河岸边缘利用草裹泥堆筑驳岸，并采用木桩与竹编、木板护岸等工艺加固护坡。在靠近河岸的两台地边缘，考古发现了大片红烧土堆积，以及较多玉料、玉钻芯、石钻芯、黑石英石片等出土物，在河道内还发现有大量漆器、陶器、石器、木器坯件，以及鱼钩、动植物遗存和少量人骨标本等出土物，说明此段河岸台地除了居址外，可能存在专门制作漆木器和玉石器的手工业作坊，从而揭示了内城普通居民的身份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业生产者，表明良渚古城遗址已有专业的社会分工，甚至在玉器制作中出现了更加专门化、复杂化的分工。在钟家港河道中段，靠近莫角山东坡的河道堆积中，出土有大型木构件，其功能与性质尚在研究中。
3.外城遗址
位于内城外围北、东、南以及西南方，遗存面积约为3.51平方公里，由17处断续分布的台地遗址组成，以内城东北的前山和西南的凤山一带分布最为密集。台地平面多呈条形或不规则形，面积约为0.41－21.44万平方米不等，相对高度约0.1－4.9米，海拔高程3.1－9.2米之间。已探明外城遗址的台地主要包括墓地、生活居住址、手工作坊址等功能的聚落遗址，年代主要为良渚文化中晚期。
（1）美人地台地聚落遗址
美人地台地聚落遗址位于东城墙东北部130余米处，呈东西向长条形，长270米，宽30－60米，相对高度1－2米，海拔高程4.9－5.4米，形成于良渚文化晚期，是一处夹河而居的聚落遗址——居民住在人工营建的长垄状台地上，两旁为河道，护岸木板是河道的护岸。台地的堆筑方式为下层采用青灰色淤泥，其上铺垫较致密的黄色土为居住面。
良渚先民居住在台地上，台地旁为河道，形成夹河而居的聚落形态。在靠近河道的台地边缘，考古发现有一排护岸木板遗迹，宽约0.2－0.3米、厚约0.08－0.13米，残高约1.7米。木板下部有垫木，垫木下隔一定距离辅有横向枕木，垫木和枕木均为方木。木板表面加工规整，部分留有石锛加工的痕迹。在竖立的木板上部和底部方形枕木端头，发现有4个穿孔（又称“牛鼻孔”）。这处遗址的发掘揭示了良渚先民临河而居的生活模式。
（2）卞家山台地聚落遗址
卞家山台地聚落遗址位于城址外城南缘，北距南城垣近400米，遗址所在的台地部分呈东西向长条形，长约1345米。通过卞家山台地西部的局部考古发掘，可知发掘区域北部为良渚中期到晚期的墓地，南部为良渚晚期的生活居址。在南部居址考古发现了140个木桩，分三排沿河岸有序排列，另一排木桩径直向水面伸展，是码头遗址的木桩基础，与此同时还发现有木桨多支，由此确认这是一处带有水岸码头的临水而居的聚落遗址。
（3）外城墓地
文家山墓地。文家山墓地是一处中等级墓地，位于内城外凤山台地群中，距西城垣南端约470余米，墓地所在台地东西长约190米、南北宽约130米，面积约为0.015平方公里，海拔7米，高出周围农田1-4米。营建于约公元前2600年，使用至约公元前2300年废弃。根据目前考古发掘成果，文家山墓地包括18座墓葬。皆为竖穴土坑墓，多数墓坑长2-3米，宽0.6-1.2米，年代越早墓坑保存越深。墓向以朝南为主，其中只有三座墓向朝北。墓葬整体上没有明确的排列顺序，墓葬之间存在打破关系。但通过考古学分析，可以判断同一时期内的墓葬基本分为南北两排排列。文家山墓地出土石器、玉器、陶器等随葬品近400件（组）。依据随葬品数量和质量，墓葬可分大、中、小三个层次。大型墓仅1号墓一座，随葬品共106件；中型墓有16号墓和13号墓两座，随葬品均有20多件；其他皆为小型墓，随葬品在2-18件之间。文家山墓地是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良渚文化墓地，不同等级的墓葬同处一个墓地表明这是一处家族墓地。
卞家山墓地。卞家山墓地是一处低等级墓地，位于卞家山聚落址的台地西部，营建时间约为公元前2850年，使用至约公元前2600年废弃。卞家山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聚落址，位于人工台地上。考古发掘区内属于其中一小部分，共发现墓葬66座、房址1处、灰坑5个、灰沟3条、木构码头遗迹1处。墓葬位于发掘区北部约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并无明显的排列规律，并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其他部分零散有墓葬分布。卞家山墓地的墓葬体量相差悬殊，其中成人墓葬一般长1.8-2.75米，宽0.5-0.95米，儿童墓葬长0.85-1.6米，宽0.35-0.55米；墓葬残深0.1-0.84米。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其中有30座墓向朝南，34座墓向朝北，2座墓向朝东。卞家山墓地的墓向体现了性别特征，其中墓向朝北的墓葬为女性墓葬，墓向朝南的墓葬为男性墓葬。随葬品共出土有462件，墓葬单体的随葬品差别不大，平均每墓10件以下，最多的45号墓也仅16件。出土物包括陶、石、玉、骨角、漆木、竹编等材质，其中陶器最多，玉器次之，石器偏少。陶器以鼎、豆、罐、盆为基本组合，另有杯、壶、纺轮等。玉器有玉冠状饰、镯、璜、坠、锥形饰、管、珠等。石器以钺为主，偶见镞、刀、锛。卞家山墓地墓葬的出土物体现出了明显的性别特征：石钺和陶纺轮不共出，其中石钺出土于男性墓葬中，而纺轮则出土于女性墓葬。
4.古河道
城址的古河道除长命港河道为自然河道外，其余均为顺应地势人工开凿或利用自然河道进行人工改造而成，或沿城墙流通、或贯穿于台地之间，形成了沟通城址内外的河网系统，从良渚文化中期到晚期均有使用。良渚先民挖掘河道时，将挖起的淤泥用于铺垫城墙底部，还用于制作草裹泥堆筑驳岸。
古河道以东西向的长命港河道、河池头——葛家村河道和南北向的钟家港河道，组成了城址“工”字形主河道，又与东内城河、南内城河、西内城河，以及内城北城墙外的雉山港、西城墙外的凤山港——葡萄畈河道、城址东侧的前山港河道相互交织，通过八个水城门连通内、外城。河道一般宽10-50米，深度一般2-4米，河底距现地表深2.4-5米，总长度约32.6公里。
另外，在莫角山、皇坟山、桑树头等台地之间，推测通过河道引水曾形成一片水域、环绕池中寺台地，推测用作防鼠等粮仓的安全手法。
（二）瑶山遗址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