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山遗址是良渚古城遗址年代较早的遗迹，是良渚古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包括一处祭坛和一组高等级的墓地，两者呈叠加状态，时间上墓地打破祭坛。瑶山遗址位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依托一座海拔约35米的自然山丘建成，高出周围农田约35米，山顶平面呈不规则形状，遗存占地面积约为0.043平方公里，目前考古已发现的墓地分布面积约为300平方米。据考古研究，营建时间约为公元前3300年，即良渚文化早期。
1.瑶山祭坛
瑶山祭坛是先于瑶山墓地和城址建造的重要祭祀遗址，利用了山丘顶部的自然地势建造，基本为正南北方向，主体呈覆斗状，顶部平整，平面呈方形，有里外三重土色，四周原应包有石坎。
祭坛第一重为红色土台，东边长7.6米，北边长5.9米，西边长7.7米，南边残长6.2米，海拔高度34.80米，为祭坛的制高点；第二重土为灰色土，围绕在红色土层周围，形成“回”字形，宽1.70-2.10米，深约0.65-0.85米；第三重土层为黄褐色斑土，台面散见大小不一的砾石，考古推测原来可能铺有砾石台面。
在砾石黄土台的西、北边缘，各有一道由砾石叠砌而成的石坎，由3层逐级缩小的石砌阶台抬升，呈斜坡状分布。其中西侧石坎顶端残长11.30米，北侧石坎顶端残长10.60米，转角处垂直高度0.90米，顶端海拔34.30米，略低于“红土台”的台面。
由于这一遗迹形态规则、结构奇特，地面无房屋遗迹，据考古研究后被推测为举行祭祀活动的祭坛。
除了对山顶祭坛的建设外，良渚人对整个瑶山的山形也有大规模的整修。瑶山西、北、南三面山坡较陡，而东部山体平缓，经考古发掘，西、北、南三面各发现1至6条断续不相衔接的石坎，从山顶向下，每级相差约2米。根据考古研究推测，这些石坎的功能可能是对依托山形修整出的可供进行祭祀活动的平台边缘进行加固，同时兼具巩固山体水土，以防山形损毁对顶部祭坛造成破坏的作用。
2.瑶山贵族墓地
墓葬的埋葬时间晚于祭坛，打破原有的祭坛坛体南部，分南、北两排埋葬，其中南排7座、北排6座，均以位置居中的墓葬等级为最高，如南排的7号墓与北排居中的11号墓等级最高。瑶山墓地的墓葬排列规律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墓地中最为明显。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体面积在2-8.8平方米的范围内，墓向都为南向。
出土随葬品包括玉器、陶器、石器等，共754件（组），其中玉器共出土678件（组）。出土物与墓主人性别存在很强的关联性。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钺、三叉形器、成组的锥形器等，均出自于南排的墓中；而玉璜、圆牌形串饰、玉纺轮等，则仅见于北排墓中。由此推断，南排墓主人可能是男性，北排墓主人则可能是女性。
分等级墓地是见证良渚古城时期社会存在明显阶层分化的主要物证。主要由5片分布在不同地块的墓地组成。其中：瑶山墓地分布于瑶山遗址区，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和卞家山墓地都分布于城址区。
比较这5处墓地的分布位置，可以看出不同等级的墓地除了在墓葬的规格、出土物和排列方式等方面有明显差异，在墓地的选址方面也呈现出明显区别：除瑶山墓地属于利用祭坛的高亢选址之外，城址区内的4处墓地揭示出一个现象：墓地等级越高，在选址上就更为讲求地形的高爽，以及离内城、甚至宫殿区越近，并拥有独立的地块边界；墓地等级越低，则离内城越远、基本分布于外城，在地势和墓地边界上均无明显设计，几乎与聚落直接相邻。
（三）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
1.谷口高坝区
谷口高坝属于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城址西北约11公里处，沿东西向分布于山体间的两座谷口中。该遗址尚处于持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目前共发现6座水坝遗址，东西相距约2.3公里，可分为东、西两组：东组包括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等遗址；西组包括秋坞、石坞、蜜蜂垄等遗址。遗址总面积约为0.076平方公里，各坝体现存最长处约100米至200余米不等、最宽处60余米至160余米不等，横截面略呈梯形。各坝体坝顶现存相对高度约1.4-15米、海拔高程约25-40米。据碳14测年结果，谷口高坝约修建于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3000年，约连续使用至公元前2600年，属于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早段。经考古研究，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等遗址可形成库容1309万立方米（坝前水位29米），库区面积可达2.62平方公里，上溯3公里，汇水面积5.98平方公里；秋坞、石坞、蜜蜂垄等遗址可形成库容34万立方米（坝前水位39米），库区面积可达0.28平方公里，汇水面积0.91平方公里。
谷口高坝各遗址在结构、工艺上有所不同。坝体基础的处理方式可分为“沟槽换填防渗”[ 沟槽换填防渗 ：在坝体底部开一与坝体方向一致的条形基槽，内填黄褐色黏土，或填堆青淤泥和草裹淤泥，以增加抗渗性。]和“铺筑草裹泥与青膏泥”[ 铺筑草裹泥与青膏泥：直接在谷口地面上铺筑青膏泥，局部堆筑草裹泥作为坝体基础。]两种，前者如蜜蜂垄遗址，后者如老虎岭遗址。坝体的结构与工艺，基本采用青淤泥堆筑、外部包裹以黄土的结构，老虎岭、岗公岭、秋坞等遗址在坝体的关键位置还采用了草裹泥[ 草裹泥工艺：由植物茎杆包裹泥土，再用植物条带绑扎固定的块状堆筑材料。良渚先民主要在秋冬季节利用沼泽地的资源，就地取材，在沼泽地上取土，然后用沼泽地上的茅荻包裹土块，并用竹条进行绑扎固定。秋冬季节沼泽地的水位下降，利于操作，并且沼泽地上有丰富的草裹泥所需的材料。良渚先民这样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他们对水位的季节变化和植物材料特性等现象的认识和利用能力，特别是草裹泥的工艺方式可以预制、方便运输和垒筑，有助于分工协作，提高施工效率。]堆筑的方式，可增加坝体的强度，不易崩塌。
2.平原低坝区
平原低坝属于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谷口高坝南约3.5公里的平原孤丘之间。该遗址尚处于持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目前共发现4座水坝遗址，东西相距约2.4公里，连接了栲栳山以西的连续孤丘，包括梧桐弄、官山、鲤鱼山、狮子山等遗址。各坝体长度依孤丘间距而不同，最长处140余米至400余米之间，最宽处80余米至140余米不等，横截面略呈梯形。各坝体坝顶现存相对高度约6米、海拔高程约10米，遗址面积约为0.1112平方公里。据碳14测年结果，平原低坝约修建于公元前2950年-公元前2850年，略晚于谷口高坝，约连续使用至公元前2600年，属于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早段。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可形成库容3292万立方米（坝前水位9米），库区面积10.39平方公里，汇水面积15.12平方公里。
平原低坝各遗址在结构、工艺上与谷口高坝相似。坝体基础的处理方式为“沟槽换填防渗”，如鲤鱼山遗址。坝体的结构与工艺，基本采用青淤泥堆筑、外部包裹以黄土的结构，梧桐弄、狮子山等遗址在坝体的关键位置也采用了草裹泥堆筑的方式。
3.山前长堤区
山前长堤又称塘山遗址，属于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城址以北约2公里的大遮山山前，北距山脚约100-200米，东起卢村，向西至毛元岭后折向南至小港沿，总体呈东西走向的曲尺形，现存全长约5公里，宽20-50米，坝体横截面约呈梯形。坝顶相对高度2-7米、海拔约12-20米，遗址面积约为0.6384平方公里，是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中最大的单体遗存。
塘山遗址从东至西可分为三段：东段为接近直线走向的单坝结构，东西长约1公里，其西侧有一条由大遮山向南延伸的分水岭。分水岭以西属中段，为南北双层堤坝结构，东西长约2公里。北坝为多段曲尺形，坝顶海拔高程约15-20米，其西端向北转折，与山体相接。南坝坝顶海拔约12-15米，略低于北坝，双坝之间的低洼处海拔约7-8米。南坝走向与北坝保持平行并同步转折，双坝间距约20-30米，双坝之间不连通，形成多段水柜。双坝之西属西段，为曲尺形单坝结构，与双坝的南坝相连并最终向南折至毛元岭，并通过毛元岭往南延伸的自然岗地跟平原低坝系统东部的自然坝体部分连接成一体。
塘山遗址的基础采用底部铺垫石块的做法，在铺石基础上以黄土堆筑坝体，其结构和工艺与城址内城城墙一致。
4.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特点
在良渚古城西北方向2-11公里处发现的塘山等10余处良渚人工堆筑遗址，是具有拦蓄水功能的堤坝，各堤坝组合构成了上、下两级水库。其中，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石坞、秋坞和蜜蜂弄等水坝在上游谷口，形成东、西两个上部水库；狮子山、鲤鱼山、官山、梧桐弄和塘山等水坝在下游，与山体连接形成下部水库。山体间的天然隘口具有溢洪功能，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水利系统，对保障良渚古城和周边区域的安全及生产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可形成库区总面积13.29平方公里，总库容可达4635万立方米。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四方面：
（1）修建时间早。修建于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水利发展史。
（2）工程规模巨大。整个水利系统的现存堆筑土方量达288万方，控制范围达100多平方公里，与世界同时期的水利工程相比规模罕见。
（3）具有多种功能。该水利系统具有防洪、蓄水、灌溉、水运等功能，是中国最早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系统。
（4）工程技术符合科学原理。在坝址选择、地基处理、坝料选材、填筑工艺、结构设计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
5.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功能
经考古研究，推测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等方面的综合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产与生活关系密切。
（1）防洪功能。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雨水充沛，夏季极易形成山洪，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遗址群形成直接威胁。通过水利系统的高、低两级水坝，可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以解除洪水威胁。gis分析显示，高坝大致可以阻挡短期内870mm的连续降水，即可抵御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低坝之内是个倒三角形的低洼地，根据低坝现存的坝高海拔10米推测，则可形成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库区。同时，在有些水坝部位发现了溢洪道，进一步证实了其具有防洪功能。
（2）运输功能。天目山系资源丰富，为良渚遗址群提供了丰富的玉料、石料、木材、漆及其他动植物资源。良渚文化时期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降水季节性明显，夏季山洪爆发，冬季则可能断流，通常不具备行船条件。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如高坝系统中的岗公岭、老虎岭和周家畈三坝，以现存坝顶高程中最低的海拔25米计，根据谷底高程推算，满水时可沿山谷航行上溯1500米左右。低坝系统中的鲤鱼山等4坝群海拔约10米，满水时可北溯3700米左右，直抵岗公岭坝下方；东北面可以与塘山长堤渠道贯通。良渚先民在外围兴建防洪水利设施的同时，在城内外挖掘大量的人工河道，连接平原区的自然水域，从而形成复杂而完善的水上交通网。
良渚人在流域的上游、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环境规划和改造能力。水利系统工程浩大，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在距今5000年之前，其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动员能力之强令人刮目相看。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能力，也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新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6.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发现与确认的重要学术价值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发现与确认，在学术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中国水利史通常始于距今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传说，现存的水利工程遗迹如都江堰、灵渠、白渠等均早不过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系统的确认，为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以渠道、水窖等以引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东西方稻作文明和麦作文明不同的特征。
（2）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成为中国后来都城结构的滥觞。整个都城系统历经5000年尚能保存如此完整，世所罕见，这为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3）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都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而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和良渚古城城址区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对研究良渚古国的出现和发展乃至中国文明的起源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亦占有重要一席。
（四）良渚古城遗址的出土器物
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物包括玉器、陶器、漆器、石器、竹木器、骨角器等。这些器物以不同器型、纹饰的组合，不同的数量，及其保存的生产技术信息，成为良渚文化时期工艺技术、社会文化和生业方式的重要见证。
1.玉器
良渚遗址出土玉器7000余件，主要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分等级墓地中。出土玉器主要器形包括：玉琮、玉钺、玉璧、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饰、玉璜、冠状饰、柱形器，以及玉镯、圆雕玉鸟、玉织具、玉纺轮等。玉器的材质以透闪石和阳起石为主。一些玉器刻有纹饰，以神人兽面纹为主，也有鸟纹、龙首纹等。玉器是良渚遗址最突出的物质成就之一，在数量、体量、种类以及工艺上反映了良渚文化高超的艺术成就。
2.漆器
良渚遗址共出土漆器41件，主要为杯、圆形器等生活用品，出土于反山、瑶山、文家山和卞家山墓地以及文化层等。其中瑶山遗址出土的嵌玉漆杯是目前我国已知最早的玉漆镶嵌标本。
良渚漆器的制作工艺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胎与漆的结合更加完美。漆有两种材质特点，一种是红色的朱砂涂抹，在陶器的表面形成无光泽感的红色；另一种是有光泽感的皮状红漆。木胎漆器有纯红色装饰，在红色底子上画黑彩图案，在红色图案中镶嵌玉片等装饰手法。
3.陶器
陶器普遍出土于各等级的墓葬遗址、居址（含手工作坊）台地及古河道中。陶器既是一种常见的生活器皿，也是一种普遍的随葬品。出土陶器器型种类丰富，有鼎、豆、盘、壶、罐、过滤器等。按照陶质和陶色分为红陶、灰陶和黑陶，并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
黑陶表面一般采用打磨渗浆或者刷浆的方式，形成光亮的皮层，呈现铅亮色。到良渚文化晚期，黑陶上开始出现一些细刻纹饰。刻纹的内容包括神人兽面纹、变体鸟纹、变体龙纹等。这种微细的雕刻方式应该是受到良渚玉器施纹形式的影响。
陶器的制作工艺除了泥条盘筑、慢轮修整的古老技术外，快轮拉坯的技术已普遍使用。
4.石器
良渚遗址出土的石器包括随葬石器和实用石器两种类型。随葬礼器以石钺最为常见，它与玉器、漆器等一起，共同见证了墓葬等级和社会分级的存在。
实用石器包括斧、锛、凿、耘田器、带把刀、双孔刀、镰、破土器、纺轮、石镞、黑石英片、研磨器、等等。纺轮的出现，见证了纺织手工业的发展。黑石英片、研磨器是玉器加工的重要工具，是玉器加工工艺的重要见证。
三、良渚遗址的发展演变和良渚文化的传播
良渚古国存在了近1000年，她有过几代国王？良渚先民来自哪里？良渚古国是怎样消失的？良渚先民又去了哪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我们理解良渚古国和良渚文化的密码和钥匙。虽然良渚文化消失了，但是她所拥有的独特文化元素已经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中，对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良渚遗址的年代分期
依据现有的碳14测年数据分析[ 秦岭：《良渚遗址（古城）的形成——年代学初步研究》，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1月版，第364-377页。]，良渚遗址的形成和使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之间，至公元前2100年前基本废弃。
根据目前的研究，良渚遗址的兴衰约可分为下列4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3100年（早期）：以大雄山为中心、在较大范围内有良渚先民活动，出现了高等级墓地。相关遗存主要分布在瑶山遗址区。
第二阶段约为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850年（中期）：在该阶段，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850年为良渚遗址形成的高峰期：外围水利系统、莫角山及其周边台地、钟家港水系以及周边高地（含外城居址）、反山等高等级贵族墓地的建造兴起。
第三阶段约为公元前2850年-公元前2600年（晚期早段）：莫角山台地周围的卞家山台地、美人地台地开始形成高地居址点；以钟家港为代表的古水道及水坝系统均被继续使用；高等级墓地仍在继续营建使用。相关遗存主要分布区与前一阶段相同。
第四阶段约为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300年（晚期晚段）：良渚古城遗址城墙及周边高地（如美人地）等，被作为居址点继续使用，水坝系统可能已被废弃。相关遗存主要分布于城址区。
至良渚文化之后的钱山漾文化时期，良渚遗址的局部遗存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约范围在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2100年之间。之后，良渚遗址留存至今。
（二）良渚先民的部落渊源
良渚文化的主角——良渚先民，属于什么部族，是土著还是迁入的？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说法一：良渚先民可能来源于传说中的蚩尤部落。传说蚩尤部落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部族，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们信奉鸟、兽，把它们当作祖先，而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秘图案中也有鸟、兽的形象。因而，良渚先民可能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说法二：良渚先民可能是古越族的后代。有人认为，距今10万至2万年间，浙江境内的宁绍平原是越族人发展的一个基地。到距今1.5万年左右，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迫使越族人几次大规模迁徙。在距今1万年以后的一次迁徙中，有一支越过了钱塘江，进入了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带，从此，在这里生息繁衍，逐渐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先民的祖先可能是越族人。
由于这些说法的证据都较单薄，缺少足够的说服力，故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说法得到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
良渚文化的前身是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它们不仅文化上一脉相承，而且根据dna检测，人种也没有变化。很明显，良渚先民是太湖流域土生土长的原住民。
（三）良渚文化的消失及良渚先民的去向
良渚先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创造了辉煌。然而，这支相当发达的古文化，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为此，人们多方收集资料和证据，希望能解开这个谜团。
说法一：可能是海侵摧毁了良渚文明。良渚文化晚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数高地和丘陵外，全部陷入汪洋之中。这次海侵对于良渚文化来说是毁灭性的，经历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毁于一旦。
说法二：可能是海啸引起的洪涝灾害击败了良渚先民。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地区气候由寒冷变得温暖湿润，年降水量明显增多，加之当时可能发生了海啸等重大自然灾害，导致海平面高出以前2米左右，留于内陆的水宣泄不畅，势必会造成江河水涨、洪水泛滥。特大洪水灾难延续了若干年，良渚先民只有背井离乡，被迫大规模地举族迁徙。因此，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突然消失。
说法三：可能是战争导致了良渚社会的衰竭。良渚文化时期，为争夺土地、人口、财富，各个部落、古国之间战争频繁。良渚部族本来是最发达、最强悍的一支，但是由于贵族首领的日渐奢靡，普遍追求生活享乐，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社会基层越来越不堪重负，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内忧外患，良渚文化最终走向了消亡。
说法四：良渚文化可能并没有消失。它与来自中原与南方的文化逐渐融合，发展为马桥文化，并成为吴越文化的基础。
（四）良渚文明的扩散及影响
我们的祖先对玉器的崇拜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良渚文化玉器以其巨大的文化辐射力，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玉琮是良渚文化首创的玉器器型，其他地区出土的玉琮都是受良渚文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产物。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间段中，已知玉琮的出土范围北抵陕西、山西，南达广东，西北至甘肃、青海地区，涉及范围可达半个中国。
近年来，长江以北陆续发现良渚文化遗存。良渚文化沿着这条路线进入北方大汶口文化分布区。2015年，在江苏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发现了蒋庄良渚文化遗址。蒋庄遗址是在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大型聚落，蒋庄良渚文化墓地是在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随葬琮、璧等玉质礼器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为全面、深入研究良渚文明与良渚社会提供了新资料，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同时，蒋庄遗址地处长江以北水网密布地区，是良渚文化北上的重要通道，其远离良渚文化核心区。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构建江淮东部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良渚文化与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中，也出土了玉琮、玉锥形器、玉梳背等良渚文化特有的玉器器型，体现出良渚文化的影响力。
广东曲江石峡遗址等地出土了大量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玉锥形器等，而江西发现的琮，则向我们指明了良渚文化向广东传播的路线。
良渚文化向西的传播是沿长江而上的，湖北黄梅出土的石钺、双鼻壶和玉锥形器等都与良渚文化相似。成都金沙遗址一共发掘出土了26件玉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十节玉琮，高约22厘米，青玉质地，形制精美，纹饰奇特，雕工极其精细，四面共有多达40个神面纹。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长琮，整体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玉琮非常接近。
正是通过太湖流域周边其他文化的秉承、传递和发扬光大，良渚文化的许多文化因素，特别是以琮、璧、钺为代表的玉器，才得以融汇到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文化系统之中，并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