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就是时间。

英国化了一百多年才完全实现工业化,法国花了差不多一百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花了差不多五十年,而中国也花了三十年。

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那么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问题是,伊朗在工业化进程中,只花了十几年,也就是仅仅一代人的时间。

显然,这远远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根据伊朗官方的统计数据,在一九五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八,城镇居民占比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到一九七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已经将到百分之三十六,城镇居民多达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巴列维过于急功近利了。

此外,伊朗的工业化结构问题同样严重。

到一九八一年,石油与天然气产业在伊朗工业中占的比重依然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其制造业仅有少量轻工业,重工业则以化工工业为主,而且规模极为有限,产品也主要是化肥等初级化工品。

显然,这与伊朗拥有的五千万人口,以及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极不相衬。

由此可见,如果巴列维更有耐心,适当放慢工业化改革的步伐,并且注重完善国家的工业结构,就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只是,这些都不是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直接原因。

引发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巴列维对外来资本的一味妥协。

这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巴列维向外来资本开放了国内市场,让国外企业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

当然,这些外国企业中,以中国企业为主。

到一九八零年,在伊朗注册的三百多家外资石油开采企业中,中国企业只有七家,但是却控制了伊朗百分之七十的油田与百分之八十四的产油量,其中最大的三家中国企业控制了伊朗百分之六十的石油开采量。

这意味着,开采与出售石油的大部分利润都落在了中国企业手里,与伊朗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企业雇佣了大量伊朗工人,而且也给伊朗带去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石油开采与运输技术,但是伊朗工人赚的是血汗钱,而中国企业则通过并不算多的投资,从开采的石油中获得了数不清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部分伊朗官员利用手里的权力,也获得了好处。

结果就是,伊朗的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到一九八零年,以巴列维王室为代表的、占伊朗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富人,控制了伊朗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而位于社会底层的八成伊朗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还不到百分之五。

可以说,巨大的贫富差距,才是伊斯兰革命的根源。

要命的是,巴列维国王根本就没有想过设法消除贫富差距,也没有为消除贫富差距做任何努力。

说白了,巴列维根本没有意识到严重的贫富差距会带来多么严重的灾难。

根据联合国做的调查,在一九八零年,伊朗有七成以上的未成年人得不到必要的基础教育,超过八成的国民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七成以上的城市居民难以获得足够的洁净用水。

更要命的是,伊朗城市居民的失业率在一九八零年的时候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与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贫民相比,伊朗的统治阶层像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巴列维国防不但每年数次前往中国进行身体检查与疗养,即便是普通官员,也能够享受到远超过平民的社会福利。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前,伊朗官员在境外的总资产超过了一千六百亿华元!

当然,巴列维国王也不例外。在离开伊朗的时候,伊朗王室的海外资产高达二百八十亿华元,而且这还是能够查证的,而那些无法查证的王室海外资产到底有多少,恐怕就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显然,连肚皮都填不饱的民众,肯定不会支持居住在黄金宫殿里的国王。

由此可见,巴列维在伊朗的失败,不是工业改革本身的错误,而是推行工业改革的手段与政策性错误所导致的结果。

这一点,隔着海峡相望的沙特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证。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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